中国县城大开发
摘要：看中国的市场之广阔，藏着你无法预见的能量。
稳增长将是二季度市场关注的重点，我们梳理一下近期的政策信号。
4月26日，中央财经委第11次会议提出“研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4月29日，政治局会议重申要“全力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5月6日，高层发布《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标志着政策落地，县城将成为下一轮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后续，预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 —2035年）》也将很快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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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轮稳增长都需要一个抓手。
比如2015-2017年，重点是面向三四线城市的棚改货币化安置。
这一轮为什么是县城？
笔者以为，主要是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城镇化进入尾声，接下来要补短板。
按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比上年末提高0.83个百分点。
参考发达国家的数据，2017年，美国城市化率是82.06%；德国城市化率是77.26%；日本城市化率是91.54%，整体在75%-95%之间。
可以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率提升空间还有十几年左右，正在进入最后的尾声。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化方向始终是追求以大为美的，将绝对优势比例的资源全部汇聚于大城市，从而实现了一批国家中心城市的“速成”。
这当然是有合理性的。
在资金不足的早期，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一处，往往更容易获得成功，这是基本的创业法则。
但是当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都已经成熟，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的情况下，就应该要兼顾平衡，适当补短板了。
第二，制造业强国战略，需要大力打造“县城”。
大城市战略和小县城战略，各有优势，是不同阶段的不同追求。
大城市战略的核心，是重点发展金融、文化、软件、医疗等高端服务业，代表就是美国和英国。
但这种战略有两个问题：
其一，对制造业不友好。
制造业的利润率相对偏低，并且往往需要大面积的厂房用地，在地价日益高昂的大城市很难生存。
即使是高端制造业，也很难跟金融等行业比拼利润率。
这就是为什么像华为这样的科技巨头，都要离开深圳，迁往东莞而去。
如果我国只重视发展大城市，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大量制造业工厂只能迁往成本更低的东南亚，这对我国的产业升级存在很大隐患。
美国、英国的制造业空心化，便是前车之鉴。
其二，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不友好。
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昂，低教育人群普遍生活艰难，即使能找到外卖的工作，也缺乏幸福感可言。
如果我国能通过小县城战略，成功打造一批基础设施发达的优质县城，既能够将制造业向内陆、中西部引导迁移；
又能使低教育阶层实现就近工作，低成本生活，幸福感无疑将大大提升。
这无疑是我国高层“共同富裕”的理想蓝图，也是应对美国制裁、扩大内需、实现内循环的必然之路。
可以说，我国的小县城战略，目标样本就是德国，跟这几年一直在强调的“制造业强国”战略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疫情之下，小县城的风险更可控。
这两年的疫情，也使我国反思良多。
过往我们讲大城市的弊端，比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其实在科技水平提升的情况下，都是可以改善的。
比如车多拥挤，就大力发展地铁、公共交通体系；环境污染，就厉行环保，这几年也成效明显。
但疫情来了，大城市的拥挤使得传播速度极快，一旦被迫封城，对经济的打击面极大。
如果推行小县城战略，人口更分散，经济分布更均衡，这个风险无疑将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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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大开发的基本面如何？
先了解一下基本面，县城最大的特点就是“散和弱”。
从经济看，2019年我国县及县级市GDP体量为38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近2/5。
其中，作为县域经济核心的县城及县级市城区，GDP占全国GDP的近1/4。
而从人口看，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分别为1.55亿、0.9亿人左右，共计2.4亿人左右，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
但从数量看，县及县级市数量占全国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2/3。
2019年底，县和县级市数量分别为1494、387个，二者共计1881个，约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数量（967个）的2倍。
产出方面，三分之二的行政区数量，三分之一的人口，仅贡献了四分之一的GDP，短板明显。
消费方面，县城人均消费支出为城市的2/3左右，占城镇总消费支出约20%，有挖掘潜力。
投资方面，县城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为城市的1/2左右，占城镇总市政投资约15%。
2020年我国县城的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完成额为3884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约0.7%，简直是弱爆了。
数量如此庞大的县城，各自的经济实力必然会出现分化。可以说，我国的县城建设，过去几十年都被忽视，欠账很大。
根据老经验，还是会有重点的打造一些样本、特区，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后再扩展开来。
2021年，中国共有43个县（县级市）GDP超过千亿，其实力甚至超过中西部的某些大城市。
文件中还提到：
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支持具有资源、交通等优势的县城发挥专业特长，培育发展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强化产业平台支撑，提高就业吸纳能力，发展成为先进制造、商贸流通、文化旅游等专业功能县城。支持边境县城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公共服务和边境贸易等功能，提升人口集聚能力和守边固边能力。
专业功能的县城，指的是拥有自身特色产业的县城，在全国分布广泛。
比如百强县最多的江苏省：
泰州市的黄桥镇，提琴产量占全国的70%，占世界总产量的30%，是世界最大的小提琴生产基地；连云港市灌云县，情趣内衣产量及销量都占全国的60%以上，还承包了80%以上的毕业制服生产；镇江市丹阳市（县级市），眼镜片产量占全国75%以上、全世界50%以上，被称为“中国眼镜之都”。
比如在福建：
莆田市仙游县，红木家具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60%以上，其家具制作历史可追溯到北宋；泉州南安市水头镇，石材产量连续10年占全国65%以上，是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的石材生产、出口基地。
比如在山东：
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电吉他出口份额占世界三分之一，给吉他调音，是工厂大妈大姐的必备技能；烟台招远市（县级市），黄金资源占全国10%，黄金产量占全国七分之一；菏泽市曹县，棺材产量占全国80%；下辖庄寨镇的桐木制品占全国70%，而日本90%的棺材都来自这个小镇。你能从一个小镇的产量高低，预测一个大国的人口死亡率起伏。
比如在河北：
保定市高阳县，毛巾产量、毛毯产量均占全国三分之一；邢台市南和县（已改为南和区），宠物食品产量占全国的60%；衡水市安平县，道路翻护栏产量占全国80%以上。
钱洒向哪里？
这里面又分为几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会给到谁，如何分配？
目前的政策文件显示，钱主要还是通过增加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央行提供政策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下沉县城项目来实现。
在配套政策方面，方案考虑的很细很具体，比如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还推出了三个挂钩的政策：
1）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
2）省以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
3）专项安排与进城落户人口数量相适应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三个挂钩，主要还是为了保障财政支出能够有效落实到位、政策不空转，所以成效是值得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