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创业者都应该看遍《印度合伙人》

2019-01-07 23:52:05来源:中欧商业评论

摘要:印度的创业者们需要打破民众的文化习惯,培养他们对新器物的兴趣,而中国的创业者不但需要在企业内部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和文化,还需要一个具备现代制度和文化的外部环境。这是需要每个人去争取的。

《印度合伙人》可以看作一则关于创业的寓言,甚至是“案例”。 管理大师詹姆斯·马奇和哈佛商学院教授小约瑟夫·巴达拉科都曾借助文学作品的情境来帮助我们理解管理。相比现实生活的不着边际与琐碎,影视与文学的冲突更加激烈、更加明显,它们是浓缩了的生活,所以更可见。

创业对很多人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先让自己信以为真的神话故事,然后才能让更多的人相信,尤其是让投资人和广大消费者相信。所以说好“故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创业者要做的就是让它可信,因为让人们支持尚未成为现实的事,也是最难的。

如果他自己都不深信,不能为愿景而“疯魔”,说到底,这样的故事也只能是一种一时起效的“话术”,最终大多是“昙花一现”,难以落地生根。

最近热映的印度喜剧《印度合伙人》可以看作一则关于创业的寓言,甚至是“案例”。 管理大师詹姆斯·马奇和哈佛商学院教授小约瑟夫·巴达拉科都曾借助文学作品的情境来帮助我们理解管理。相比现实生活的不着边际与琐碎,影视与文学的冲突更加激烈、更加明显,它们是浓缩了的生活,所以更可见。

一种极致的疯狂

《印度合伙人》(亦名《护垫侠》)便是根据印度草根企业家Muruganantham的真实事迹改编的一部创业史。与马云在创业早期被人当作骗子相比,该片的主人公拉克希米(阿克谢·库玛尔饰)的遭遇更加夸张,他是周围人眼中的变态和疯子。如果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拉克希米的癫狂则更是难以理喻,作为一个男性,他却把注意力放在了卫生巾上。

电影中,关键时刻出现,为拉克希米的事业提供大量帮助的帕里·瓦利亚犹如“仙女”般的存在。而这位“仙女”的出现,似乎与稻盛和夫说自己每次竭尽所能,山穷水尽时,“神也可怜我”异曲同工。这类巧合,看似商业片中的套路,却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现实说服力。很多企业家在经历事业上攸关生死的“至暗时刻”的感受又何尝不是如此,如同黑漆漆的墙面突然裂开,光照了进来。

可以说,创业就是一场神奇的旅程。当一个人发现了某个别人视而不见的问题,又执意要解决它时,跌宕的创业旅程便开始了。他打破了旧框架,于是原环境中一切都起来反对他,在他们的映衬下,他成了行为古怪的疯子。不够勇敢的人会妥协,而那些抱着“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想法的人,最终在一次次挫败后,会遇到“天使”,走出这如同鬼域的幻境。

古代印度思想家月称大师曾讲过一则寓言。很久以前,某国有一位占星师向国王进言:“七日之后,必有降雨,饮此水者一定发狂。”国王听罢,便把自用的水井口封得严严实实,不让一滴雨水滴入井中。百姓没有能力这样做到让井口毫无缝隙,于是都喝到了雨水,结果所有人都疯了,只有国王心智正常。举国上下的思维言谈都与国王不同,于是,臣民们都说国王疯了。最终,万般无奈的国王只能喝下雨水,与他人达成共识。

拉克希米遭遇了类似的困境,这也常常是很多创业者们的遭遇。但不喝下雨水,也许会有改变臣民想法的一天,甚至还有“天使”降临。与过去不同,对今天的创业者而言,作为资本投入的“天使”往往会来得更早些了。

改变世界十分艰难

拉克希米的生活框架被自己的偏执所打破,不得已离开故乡,从而开始新生。与此相对的是另一个文学人物阿Q。阿Q离开未庄之后,不但带回了一些让妇女们趋之若鹜的华美衣服,同时还带回了关于辛亥革命的消息,并因此获得乡民的畏惧和羡慕,甚至那些高不可攀的乡绅们都来讨好他了。然而,当有人传说,阿Q的发达不过是因为加入了盗窃团伙当了望风的,他的好日子很快就不再了,成了人人防备的对象,最终受人诬陷而被当局刻意冤杀,以草草了结一桩劫案。

阿Q本人是反对改变的,他死于一种让鲁迅痛心疾首的浑浑噩噩,活得糊涂,死得也糊涂。而在从发愿解除对妻子健康威胁到改变妇女生存现状的拉克希米那里,人生则是另一个版本,一种来自意志的胜利,尽管他们同样遭遇了被社会环境抛弃。

相对拉克希米,其他人也多多少少与阿Q相似,胜利来自“比较和评判”,满足于“精神胜利”,而不愿意去做任何改变。80%以上的印度女性之所以不使用卫生巾,除了价格因素外,对习俗的因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既然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甚至几千年来都是如此,为什么要改变。

在阿克谢·库玛尔此前主演的另一部电影《厕所英雄》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出于宗教洁净的考虑,妇女们只能半夜结伴去村外野地出恭,而男人则可以在村中就地解决。无论是《厕所英雄》,还是《印度合伙人》,都带有印度官方移风易俗的现实诉求,试图改变民众受传统宗教习惯的裹挟,远离文明世界的现状。

这一点,印度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具“异域”感的地区之一,同时它与现代社会的各种错位,对都市人来说,比去“大理开客栈”更有吸引力。一方面,这来自人类一种回归“原初”的心理诉求;另一方面,它的愚昧落后,同样威胁着印度人在现实中的生存质量。

相比印度,中国人也同样特别,中国人绝不可能拒绝卫生巾,但中国人对时髦器物的兴趣过分强大,对文明世界的看法基本上都集中在他们拥有的器物层面。远到清朝末年的洋枪洋炮和铁甲军舰,中国人买起来从来没有犹豫过,往往都是不惜重金;近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彩电,尤其是进口彩电的疯狂犹在眼前。我们民族讲究实践理性,看重器用,不看重能够产生先进器用的背后逻辑,相对的就是看重结果,不看重过程,于是宁可盗版,也不愿为长期研发作太多付出。

因为过度讲求实践理性,我们思考问题,大抵离不开“权宜之计”,所以,很难在文化和制度上做“难而正确的事”。印度的创业者们需要打破民众的文化习惯,培养他们对新器物的兴趣,而中国的创业者不但需要在企业内部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和文化,还需要一个具备现代制度和文化的外部环境。这是需要每个人去争取的。所以说,我们的社会仍旧“既古老又年轻”。

在美国人的传说中,现代版本的卫生巾同样也是由一名十分疼爱妻子的美国男士发明的。爱是奇迹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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