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必争之地到沦为附庸,曹魏为什么放弃合肥?

2019-09-25 07:49来源:地缘谷

摘要:魏明帝曹叡曾言:“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此三城下者,地有所必争也”。东吴作战向来依靠水军,能水战绝不陆战,因此,能够沟通长江淮河乃至深入中原的水路十分重要。

建安二十年,孙权率领十万大军亲征合肥,此战成功打响了合肥守将张辽的威名,“威震逍遥津”成为张辽一生最自豪的战绩。从公元208年到公元278年,孙吴主动进攻曹魏34次,其中合肥——寿春一线12次,将近一半。合肥是魏吴攻防战中绕不开的话题,也是孙权永远的痛。

一、东线重镇

魏明帝曹叡曾言:“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此三城下者,地有所必争也”。东吴作战向来依靠水军,能水战绝不陆战,因此,能够沟通长江淮河乃至深入中原的水路十分重要。

这样的水路共有三条,分别是中渎水、濡须水、汉水。其中,中渎水受季节影响太大,无法全年通航;孙权前期将荆州借给刘备,汉水一路就需要占领襄阳才能使用,但襄阳自始至终掌握于曹魏手中,汉水自然也不可用。

濡须水北经巢湖入施水,再经肥水入淮河。东吴水军从长江入淮河,不仅可以发挥其水军威力,还能保障后勤。对曹魏而言,灭东吴则同样需要将水军调往长江,大军南下也需要水运维持后勤,濡须水就成了吴魏两国互相攻打的必经之路。

而合肥正处于肥水、施水交汇处,对曹魏而言,合肥是防御东吴北上的屏障;对于东吴而言,合肥则有如横亘于其眼前的大山,无论是自保或是北伐中原,都必须攻克合肥,进而夺取淮河流域。

建安四年,袁术病逝,扬州庐江郡也被孙策占领,曹操能控制的仅仅是合肥至寿春。建安五年,正与袁绍交战的曹操任命刘馥为扬州刺史,但兵力捉襟见肘的曹操分不出一兵一卒,刘馥只能单枪匹马前往扬州。

刘馥去不了旧治,只能“单马造空城”,重新开始建立治所。虽然条件艰苦,但刘馥设法兴办屯田、招揽游民,之后建芍陂、七门、吴塘等水利工程以灌溉农田,“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

建安十三年,刘馥病逝,合肥百姓失去了一位父母官,但更可怕的是还要面对孙权的十万大军。同年,曹操兵败赤壁,刘备、周瑜于荆州发动反攻,孙权则率领十万大军围攻合肥。

连绵大雨,合肥的城墙几乎要支撑不住,城内守军不多,大部分还是地方组织的二线部队,难以抵挡孙权大军。但守城将士众志成城,凭借原来的积蓄固城死守,等待援军。但援军的到来希望渺茫,曹操向来对合肥方向的重视不够,也没想到自己会败,待到孙权大军来攻之时,曹操只能派出张喜率领的一千骑兵去增援,一千残兵打十万精锐之师,结果可想而知。

军令如山,明知不可为的张喜仍然率兵前往合肥,路过汝南时将其军队编入麾下,但兵力仍远远不够,此时合肥城已经被围困数月,可谓是弹尽粮绝,眼看坚守不住之时,扬州别驾蒋济心生一计,他对刺史诈称得到张喜书信,应当派遣主簿迎接张喜援军。即写书信遣三部让他们把这消息告诉城中守将,一封入合肥城中,另外两封则被敌军捉去,孙权信以为真,急忙放火退走,合肥得以保全。

经历了这次合肥之战后,曹操开始重视合肥,此时孙权已将荆州借于刘备而专心进攻淮南,另一方面,曹操也放弃了从荆州进攻江东的战法,转由合肥—巢湖一线直接攻击江东腹地,合肥成为了双方拉锯的前线。建安十四年,曹操派于禁、臧霸等人率军南下,消灭了盘踞淮南多年的梅成、陈兰等人,恢复被孙权破坏的基层政权,对合肥的防务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整顿。

首先是增加驻军,原先留守合肥的部队都是由刘馥组织起来的地方部队,战斗力很差,这次曹操直接留下了张辽、乐进、李典三名大将和七千名精锐士兵,作为扬州地区的曹军主力。

建安二十一年,又增加张辽麾下兵力,使其兵力将近万人,并且以合肥为中心进行纵深防御,虽然合肥驻军有所增加,但总量依旧太少,因此设征东将军于合肥监督扬州军事,若合肥被围,则由征东将军上书调集兖州、豫州等地军队乃至曹魏中军增援合肥,合肥从此成为曹魏东部战线的核心,是曹魏誓死保卫,而东吴誓死争夺的要地。

二、战略地位下降

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合肥虽然被设为曹魏东南重镇,但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合肥的战略地位也随之变化。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战败,虽然实力仍强于刘备、孙权,但也无压倒性优势。曹操的军队主要由中军和地方军队组成,中军强而州郡兵弱,靠州郡兵无力对抗刘备或孙权的进攻,往往需要中军支援。

曹操在世时,曹魏中军数量在十万左右,这支军队主要在邺城驻扎,小部分派驻于地方,每次中军出征后也要返回邺城驻扎。面对两线作战时,曹操的中军来回奔波压力很大,但两线的边境军队又不足以独立支撑防御,为了进行有效的防御,曹操就只能采取毒计——迁民。

曹操的迁民之法大多是将边境百姓迁往内地,一是坚壁清野让敌人无法就地获得给养,增加其消耗;二则让敌人无处劫掠,即使进攻也没有什么收获。在与刘备汉中之战失利后,曹操就大举迁移汉中居民,孙权进攻合肥时,曹操也采取了这一措施。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决定将徐、扬两州南部居民内迁,造成 “庐江、九江、春、广陵虎十余万皆东渡江”(引自《三国志·吴主传》)的景象,从长江至合肥以南只留下了皖城,江淮间“不居者数百里”,形成了一道广袤的无人带。建安十九年,孙权拿下皖城,合肥完全暴露在孙吴兵峰之下。

但曹操对东吴仍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因此合肥依旧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大量居民南迁或东入孙吴使得合肥地区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合肥维持驻军成本过高,上文也提到,合肥以南再无屏障。这样的情况下,合肥是作为军政中心直接暴露在敌人攻击下太过危险,调整东线布局已经是势在必行。

曹操病逝后,曹丕即位,他对孙权发动的三次大规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这表明,曹魏想要在短时间吃掉孙刘两方是不可能的,曹魏政权也逐渐转向战略防御,对东线防务做出了极大的调整,最重要的就是将扬州治所北迁到寿春。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后,征东将军改为常驻寿春,军队主力也移驻寿春。寿春与合肥相比,距离曹魏中心地区更近,一旦东线有变,中军可以迅速通过许昌抵达寿春集结,合肥就变成了吸引火力的靶子。

公元230年前后,合肥旧城被拆毁,魏明帝采纳满宠的建议,将新城西移三十里。重建后的合肥新城,交通枢纽作用明显减弱,但是远离河流,对于依赖水军作战的吴军而言,攻城难度大大提升,合肥成为了消耗其锐气的最佳棋子。

合肥三国新城遗址公园

三、合肥衰落,寿春崛起

正始初年,魏国准备在东南一带积储军粮,派邓艾考察后,他提议在两淮地区开展屯田,“令淮北屯两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守,且田且守,……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之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引自《三国志·邓艾传》)。

这一建议得到司马懿的采纳,开始在当地兴修水利以灌溉农田,“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引自《晋书·食货志》)。随着屯田的进行,寿春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地提升,军事实力也相应的提升。

诸葛诞叛乱时,凭借淮南地区聚集兵力十余万于寿春(虽然有数万的中央军队,但大部分仍是江淮屯军),江淮防务也以寿春为中心,屯军主力和支援中军主力均在寿春集结,寿春成为了调度和指挥的中心,合肥则沦为前线要塞,成为寿春的桥头堡。

公元253年,诸葛瑾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伐,这也是东吴对曹魏发动最大规模一次进攻,这次进攻并非为了占领合肥,而是要引诱魏军主力出战。此时合肥城内仅有守军数千人,形势危急,但魏军并不急于救援,而将大军集结于寿春以逸待劳,等待吴军疲惫再出击。

但诸葛恪刚愎自用,中了合肥守军的疑兵之计,以至连合肥都攻不下便撤军。淮南三叛中的后两场叛乱,叛军大多将军队集中于寿春,合肥则成了空城。东吴军队为支援叛军或撤回国内时中途数次经过合肥,有多次机会可以占领合肥,却从未在合肥驻军。公元263年、268年,丁奉组织的两次北伐也无视合肥的存在,吴魏两军之间争夺的焦点由合肥转变为寿春,寿春变成了东吴虎视眈眈的肥肉。

诸葛恪,领导了东吴对曹魏最大规模的进攻(诸葛恪进攻兵力为二十余万人,对比孙权历次北伐仅十万人),但被缓兵之计所挫败,最终在国内政治斗争被杀。

在过去,一个城市的战略地位主要取决于自身条件,但也受战争形势的影响。合肥的衰落受到曹魏政权战略的影响,这一策略转变以及相应的措施不只让合肥失去了战略地位,还使其失去了作为一州治所的经济基础,而距离边境较远的寿春条件明显优于合肥,更适宜作为曹魏在淮南地区的核心,合肥也就因此被“雪藏”,最终沦为寿春的附庸。

参考资料:

《曹魏政权在合肥的攻防战略》崔兰海、周怀宇

《合肥的战略地位与曹魏的御吴战争》宋杰

《三国时期扬州州治迁移的考察—以合肥、寿春为中心》唐乐

《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宋杰

《三国志》陈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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