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二 | 中国正临近一次历史性跨越

2019-10-16 07:47来源:智本社

摘要:向水而生,道阻且长,中流击水,波涛汹涌;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

中美贸易摩擦已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其中重点包括:

一、中方同意采购400亿到50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

二、中方承诺向美国企业扩大金融服务;

三、双方就中国管控汇率的方式及市场透明度取得一致意见;

四、双方就部分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达成共识;

五、双方就强制性技术转让的问题“取得进展”。

美方则表示暂停原定于10月15日对中国2500亿美元产品提高关税,维持25%关税不变。中方表示,双方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金融服务、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争端解决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次协议的达成,对中美贸易来说意味着什么?

特朗普表示,中美已经达成了“非常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协定”。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战告一个段落,但并未结束。

12月15日对3000亿美元中的部分商品加征15%的关税仍需进一步谈判;“汇率操纵国”仍需10月中下旬美国财政部正式评估和确定;华为等多家被制裁的企业及政府机构问题并不在协议范围内。

所以,这次协议达成,只能算是中美贸易摩擦1.0结束。中美贸易摩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的谈判及博弈可能更加艰难。

特朗普表示,与中国的谈判将有两至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协议完成签字后将立即展开第二阶段的谈判。

特朗普希望尽快落实1.0协议,然后迅速将中美贸易摩擦推入2.0时期。在第二阶段,中美双方可能会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金融服务、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争端解决等领域反复拉锯。

从特朗普角度来看,未来一年多,他的主要任务是连任大选。第二阶段的中美谈判,涉及范围广泛,特朗普定然会以此作为大选的筹码,影响选情,博取选票。

目前,美国农场主和高科技企业均遭受损失,特朗普在包括铁锈州在内的传统票仓支持率下降,目前支持率低于拜登、沃伦和桑德斯三人。

特朗普需要中方400-500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来提升农业部门的支持。接下来,特朗普定然会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汇率及金融服务等方面做文章,以获取科技界、金融界等支持。

所以,接下来的中美贸易摩擦2.0阶段,关注美国选情非常重要,选情走向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贸易谈判。

中国该如何应对?

对于中国来说,第一阶段的结束,意味着“空间换时间”。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2.0时期,中国定当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会窗口期,坚定不移地深化制度性改革、扩大全球化开放。

“以改革开放应对贸易战”,在中国经济学界逐渐形成共识。经济学家任泽平呼吁:“中美贸易摩擦,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临近一场历史性跨越,这一跨越被学者界定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更准确讲是制度陷阱。

历史上,后发国家如日本、韩国、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南非、俄罗斯、印度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都面临一次历史性的制度跨越——从自然国到法治国。

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二战后及泡沫经济破灭后,分别经历了三次脱胎换骨般的制度性革新。其中,后两次制度改革,帮助日本成功跨越制度陷阱。

韩国在朴正熙时代开创了汉江奇迹。但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持续前进,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1988年借着韩城奥运会之机推行政治改革,结束了权威统治,同时大力推行“北方外交”(不否认,现在韩国问题不少)。从韩国影视剧就可以看出,这一年对韩国来说无比特殊,它改变了韩国的历史命运。

为什么只有日本、韩国极少数后发国家能够实现这一跨越?多数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南非、俄罗斯等都掉入了制度陷阱?

阿根廷等国掉入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制度陷阱,是既得利益者对制度建设的反噬。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既得利益者力量大增,他们很可能会反噬制度,阻碍进一步改革开放,因此落后的制度成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导致这些国家反复在自然国的泥潭中挣扎。这就是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

“对于取得一定经济成就的自然国而言,防止后发劣势,避免开倒车和反噬制度,是关键。”

理想的道路是改革迎开放,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改革停滞,遭遇外溢性风险,反噬开放政策,进而关闭国门,再将责任推给市场与全球化。

事实上,日本、韩国正是在外部压力下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历史证明,在一个稳定及相对封闭的内部环境中,多数国家都会出现既得利益者开倒车的问题。

谨防改革与开放失调,谨防掉入制度陷阱,是当前中国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关键。反过来,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也是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重大机遇。所以,当下艰难的挑战与历史性机遇并存。

事实上,决策层对改革开倒车极为警惕,并大力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

今年10月8日,全国人大发布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该草案明确,公职人员“公开发表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处分”。

当年,南巡的关键之际,小平同志公开表态“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谁下台”。

2015年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重申对公开反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党员开除党籍。如今,将“公开反对改革开放”纳入公职人员的政务处分适用范畴。

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中方扩大开放说到做到”,“中方扩大开放说到做到”。

中国正在临近的这场历史性跨越,包括两个内涵:一是从政策性经济到制度性经济的跨越;二是从本土化经济体向全球化开放经济体的跨越。

“汉江奇迹”是阶段性成就,1988年之后的韩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过去四十年,完成阶段性成就的中国,如今正面临一次历史性跨越。

历史性跨越这两大内涵重叠且相互促进或制约,凝结为“改革开放”四个字。所以,这轮改革开放,当上升到中国“历史性跨越”这一立国战略的高度,借助对外开放的契机,力推制度改革,旨在跨越事关中国国运及前途的“制度陷阱”。

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唯有深度改革、扩大开放,方才强国富民、行径致远。

本文逻辑:

  • 一、立国战略:从阶段性成就到历史性跨越

  • 二、制度改革:从政策性经济到制度性经济

  • 三、扩大开放:从本土化市场到开放经济体

01

立国战略:

从阶段性成就到历史性跨越

立国战略,决定了一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国运。

15世纪在英法百年战争中丢失了欧洲大陆势力后,英国开启了海洋战略,全面拥抱未知的大西洋,发展海运、贸易、制造与海军。这一立国战略,决定了英国在300年后掌控着海洋霸权。

到了19世纪,率先崛起的英国,对欧洲奉行大陆均势策略,同时向欧洲大陆、全球开放自由贸易市场。

大陆均势与自由贸易政策相辅相成,欧洲大陆各国博弈、战乱及纷争不断,英国可坐收渔利,大量资金、人才与技术流向英国。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经济学家李斯特认为,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是欧洲大陆人带过去的。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搅局欧洲战局获利。

再比如,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期间,宣布奉行门罗主义,从此推行孤立主义政策,不再过问欧洲事务,迎合拉美“泛美主义”,专心发展本土工业。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向国会提出咨文宣称,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

美国历史及外交学界对门罗主义的评价颇高。他们认为,门罗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块顶石,为美国外交政策树立了一个举世共见的准则。

很多人发现,美国在门罗主义下对拉美及欧洲并未做什么。历史学家的观点是:“门罗主义之所以重要,并非在于它做了什么,而在于它发展的结果。”

“对外不张扬”,是门罗主义的价值所在,也是当时实力不足的美国的现实选择。孤立主义为美国赢得了一百多年的稳定的外交环境。在此期间,美国人闷声发大财,一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强国。

门罗主义在老罗斯福时代获得重申,且似乎更有“作为”。但真正打破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还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将美国全面拖入二战之中。

再如日本。明治维新、二战后、泡沫危机破灭后,日本一共三次“开国”。“黑船事件”后,日本先被动开放,后主动、全面拥抱西方。二战后是被美国接管,全面被改造。

真正了不起的是泡沫危机破灭后,在已有既得利益群体之下的主动求变。对内改革,日本几乎修改了所有的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对外开放,日本接续了80年代的全球化战略,主动推行第三次全球化。如今,日本成为了亚洲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国家。

再来看看中国。小平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家。在80年代,小平就做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

在冷战年代,不少决策者抱有战争不可避免这一思维。小平这一判断无疑是惊人的,且为日后几十年奠定了立国战略基础——对外韬光养晦,对内改革开放。

有趣的是,在东南亚打完一场小规模战争后,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这是一场奠定了外交战略转变的战争。此后几十年,中国赢得了稳定的国际环境。

接下来,改革开放怎么搞?

小平在1984年的军委座谈会上说:

“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也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对外是开放,对内也是开放。”

“对外是开放,对内也是开放”,对外开放,遵循市场法则、国际准则,国内很多政策就必须调整。这是开放促改革。

小平接着说:“而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哪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

有人说早期的对外开放是对美国开放。其实,在80年代,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但依然受制于信任成本,美资并未大举进入中国。这十年,港资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在最艰难的时期,港资帮助中国建立了工厂,发展了市场,让美国人逐渐了解中国。美资企业不少绕道香港,通过港资与中国内地做贸易。

到了1992年,又是一个关键时期。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进入低潮。这时,小平南巡,中国确定继续搞市场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此后,美资大举进入中国。尤其是,“911”及中国入世之后,中美贸易在中国对外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到了2008年经济危机前夕,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40%,其中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国。

不过,这一格局的形成,不应该忽视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小平与里根,几乎同时走上历史舞台,可谓风云际会。二人主导的立国战略,决定了中美大规模的经贸合作。

里根改革后,美国走上了金融资本主义之路。所谓的里根大循环,是一个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及利益循环。

从80年代开始,美国借助强势美元、金融自由化(投资银行)、信息革命及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向全球大规模输出资本,向中国及新兴国家转移制造业,同时向后者进口廉价商品。

如此,美国华尔街金融及跨国公司,与中国廉价制造,很自然就构成了这一大循环格局的主体。这一结果是,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美国建制派及金融界成为最大的获益者。这一格局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巅峰。

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精英阶层深度反思,认为这一大循环导致美国经济结构失衡,具有相当的危害性,决心改变这一切。

奥巴马上台后并未兑现竞选诺言,象征性地搞金融监管,大举借债搞医疗改革以安抚民心。8年后,美国建制派在竞选中一败涂地,特朗普逆袭上台,主导瓦解这一大循环格局,遂即发动中美贸易战。

这场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国意识到外溢性风险,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逐渐减少贸易总额的比重,转而挖掘内需与投资的潜力。

所以,从2008年开始,中国贸易总额所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而投资规模增速快速增加。2011年到2017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均超过7%,其中2011年和2012年达到20%以上。当然,中国的贸易净额也在持续增加。

特朗普如今试图打破这一大循环格局。这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一环发生变化。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中国需要制定新的立国战略。”

事实上,在与美国发展贸易的同时,中国也大力发展了日韩贸易。日本与韩国在中美之间两边押注。前些年,中国推行了“一带一路”,调整了对外开放政策。

如今,中美贸易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有必要实施多边外交。

在中美贸易摩擦1.0时期,中国与日本、德国增进合作,以缓解来自美方的压力。韩国遭遇日本的打击,日本或成为中美之间重要的博弈对象。可以预计,未来中日关系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在中美贸易摩擦2.0时期,中国有必要巩固日韩关系的同时,增进与英国、德国及欧盟关系,发展东南亚、南美及澳洲各国关系。近日,国家领导人外交频频出击:访问南亚,处理与印度关系;参加日本德仁天皇即位庆典。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美关系依然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中美贸易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处理好中美贸易,中国则拥有更好的国际环境。

上面我们分析到,很多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既得利益群体会减慢对外开放步伐,阻碍制度进一步深入改革。

中国如今面临的国际形势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将压力变为主动改革开放的动力。这种形势对于试图压制改革开放的群体来说也是一种抑制。

中国需要抓住这一机会窗口期,调整立国战略——将国家战略上升到历史性跨越这一高度,对外全方位开放(指国家而非领域),对内制度性改革,跨越制度陷阱。

02

制度改革:

从政策性经济到制度性经济

国家的建立,是个人私有权对外让渡的过程。全球化,则是国家主权对外让渡的过程。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权力的让渡及制度的兼容成为了必然。

如今,中美双方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金融服务、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争端解决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意味着,在中美贸易摩擦在2.0阶段,定然会在汇率、金融、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领域的扩大开放及改革方面博弈。

中国主动求变,启动改革,实为明智之举。

中国经济如今错综复杂,如何改革?从何入手?

这轮改革定然会考虑到全球化及对外开放的因素,但还是要认识到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

中国正在面临一次历史性的跨越,若将立国战略上升到这一高度,那么对内改革定然以历史性的制度改革为核心。从经济角度,启动供给侧改革2.0是关键。

过去几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启动了供给侧改革上半场。如今,供给侧改革继续深入下去将触及灵魂。

供给侧改革2.0,当以建立法治经济为目标,通过制度改革,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打破市场准入和行政性垄断,促进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自由流通,让市场发挥作用,以制度为准绳,防止宏观调控扩大化。

一、非竞争性行业的改革,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关键。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是存在两种市场,一种是竞争性市场,另外一种是非竞争性市场。非竞争性市场在资本、人才、资源、信息及政策上都享受便利性。私人资本无法进入该领域,只能涌入竞争性行业,导致资本出路窄、竞争激烈、利润微薄。

非竞争性行业主要是国企垄断行业。这里就涉及到国企改革问题。过去,国企改革目标是生存和效益。如今,国企凭借资源垄断优势获利颇丰。现在的国企改革,不是针对生存也不是效率,而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国有企业造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扭曲了货币、人才、技术及资本市场,导致经济效率下降。比如,国有银行倾向于国企信贷,降低了市场风控能力,造成私有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

2018年9月25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欧盟贸易委员玛姆斯托姆和日本经济贸易和工业部长世耕弘成在纽约进行三方会谈。

会后,三方发布了联合声明,表示要“共享第三国非市场导向政策和做法的信息,制定规则维持市场主导条件”。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制定有效的规则来解决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的行为和对抗特别有害的补贴实践,例如:国有银行的放贷与公司的资信不符,隐性的政府担保;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基金以非商业条件进行投资;非商业债转股;优惠原料价格,包括双重定价;以及导致或维持产能过剩的对不良企业的补贴”。

2018年10月,中国亦推出了国有企业改革措施,旨在推进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原则,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有效划分企业各治理主体权责边界。

市场对外开放,准入门槛下降,外资可以进入诸多市场,如债券、保险、资管、银行、汽车等。这些领域是传统国企控制领域,国企、央企将直接面临控制权和市场份额的冲击。

所以,主动改革比被动开放更加重要。国企改革也不是盲目私有化或外资化,而是有步骤、有策略。

我在《金融市场开放| 中国如何应对“华尔街之狼”?》一文中,提出参考德国《大众法》先例,探讨一种“同股不同权”应对策略,以推进混改2.0。

国企推行“同股不同权”改革,政府固定持有一定的“黄金股”(如底线为20.1%),外资、社会资本持有“白金股”,黄金股和白金股的表决权不同。

打破垄断是一方面,搞活国企也是一方面。所以,“黄金股”,是过渡期的手段;“管资本”,才是目的。

“管资本”不是“固守本土、固守本业”,而是灵活逐利,该买的时候买入,该卖的时候卖出。以盈利为目的,不以控制产业为目的,国企负责“国有资本”保质、增值,而不是固守国有资产。

二、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的改革,决定了货币及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促进货币市场自由流通,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开放金融市场做好准备。

8月份,央行推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LPR。LPR增加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自主权,试图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价格机制,减弱行政定价的干预。利率市场化,这个方向有待深化改革。

中国货币发行及利率主要以“调”为主,“窗口指导”、“精准滴灌”的动作频频。但是,政策性调节不如市场化配置高效和充分,在宽货币政策之下,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

所以,解决信贷“双轨制”问题,促使利率“并轨”,实现利率市场化,才是根本之道。

美国尚未将中国从“汇率操纵国”名单中摘除。汇率问题,依然是中美关系博弈的焦点。事实上,中方也在尝试汇率自由化与人民币国际化改革,以应对更加开放的经济体。

过去,央行在香港市场投放了一些人民币,作为汇率自由化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尝试。但中美贸易战、受外溢性风险及香港问题的冲击,央行通过票据收回了部分人民币。

如今有消息称,澳门已向中央提报了建立汇率交易市场方案。但是,澳门金管局的回应相对谨慎。澳金管局处于自身优劣势、香港金融市场地位以及非市场因素考虑,对外称这一事项还在研究阶段。

汇率及资本政策,决定了一国经济体是封闭还是开放。汇率及资本管制改革,决定了中国能否进一步开放,能否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也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风险所在。

三、土地及房地产改革,决定了土地、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及资产价格风险。

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房地产与美国股票、美债,是这两大经济体的“阿喀琉斯之踵”。

自贸易战以来,中国旨在控制房地产价格,防止资产价格崩盘。

在《中美贸易战下的房价、物价及利率走势》一文中指出:从全局来看,“经济去房地产化”,“房地产去泡沫化”,是金融市场开放的必然选项。

目前,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势头基本得以控制,但土地财政依赖问题比较突出。上周,中央发布了一份《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推动央地财政分配改革。

每一次财政改革,都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1994年分税制改革,解决了中央财政危机,但央地财权事权矛盾日益突出。在本轮改革中获得土地收益权的地方政府,日后开启了土地财政之路,直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化。中国房地产经济由此而来。

这一两年,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地方财政影响巨大。如今,这次改革,中央将消费税全部划拨给地方;保持增值税央地“五五分享”比例稳定。

如此,相当于支持地方政府抑制房价,以缓解金融开放引发的资产价格风险。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本轮制度性改革,是中国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关键。与任何时候的改革不同,这本轮改革必须以法治为手段,市场为灵魂,供给侧为方向,实现历史性跨越为目标。

所以,必须处理好短期需求调节与长期供给侧改革的关系。

长期实施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政策(短期需求调节),往往容易使宏观调控扩大化,政策的随意性、随机性,替代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执行性,甚至随意修改制度,以实施逆周期调节。

资源要素长期被随意性的经济政策所支配,市场价格因随意性的经济政策而扭曲,企业家在跨期协调中失误率增加进而趋于保守,企业家信心下降,经济失去活力。

供给侧改革与需求调节最重要一个区别是,通过立法来保障市场自由竞争。供给侧改革的灵魂是自由市场与法治经济。所以,这轮改革的关键是从供给端破除制度性障碍,建设制度来保障资源要素的自由流通。

03

扩大开放:

从本土化市场到开放经济体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阶段谈“开放”色变:一个是洋务运动时期,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是90年代初期,一个是入世前期。

但到底是谁在反对开放政策,谁害怕对外开放呢?

大多数开放的小国,如新加坡、瑞士、荷兰等不存在开放倒逼改革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市场太小,立国及富国的前提便是开放,而且是全面开放。

全面开放,是这类国家的最大公约数。既得利益者及整个国民的利益,都统一到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之中。

但是,像阿根廷、巴西、俄罗斯这类的大国则不然。这些国家国内市场庞大,对外开放并非是这个国家的最大公约数。

当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时,选择性开放、停止制度改革,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获取最大利益的策略。这样改革开放与反改革开放势力之间的博弈,成为能否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关键。

如今中国正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央将“公开反对改革开放”纳入公职人员的政务处分适用范畴。

未来,中国不少经济政策的调整都会围绕着市场开放尤其是金融市场开放这一主题而展开。

2018年6月,中国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共有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

其中包括:

  • 放宽(取消)外资对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和寿险公司的股权限制;

  • 取消对连锁加油站的外资投资限制;

  • 取消对铁路、海运等运输领域的外资限制;

  • 取消汽车制造、飞机制造、船舶制造领域的外资限制;

  • 取消石墨勘察、稀缺煤勘察和钨及稀土冶炼的外资准入;

  • 取消电网及小麦、玉米以外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的外资准入。

今年7月,中国发布的金融11条开放政策:

  • 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时,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

  • 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

  • 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

  • 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设立、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

  • 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从51%提高至100%的过渡期,由原定2021年提前到2020年……

金融市场的开放,或许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第一道:国企控制权争夺。

中国金融市场以国企、央企为主导,外资持股比例的扩大,国企、央企将直接面临控制权冲击。

第二道:市场份额争夺战。

准入门槛的降低,外资可以进入诸多金融市场,债券、保险、资管、银行等市场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第三道:金融市场风险。

从股票、银行、债券,再到利率、汇率市场,中国的金融市场逐渐与国际接轨。提前推进内部制度改革,抑制债务风险,降低房产泡沫,利率和汇率“并轨”,才能更好地迎接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的冲击,化解外溢性风险。

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在享受全球化好处的同时,还能完全规避外溢性风险和全球化激烈竞争。

事实上,对外开放有成功的国家,也有失败的案例。不过,全球化失败的国家,如泰国、阿根廷等,并非对外开放的失败,而是内部改革或经济政策不当的失败。

比如,墨西哥、泰国、阿根廷曾经执行的盯住美元的爬行汇率制度,这种制度类似于中国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它对本国经济稳定性、成长性及金融周期全球化同步性的要求极高。

经济稳定性、成长性不足的泰国、阿根廷,出口创汇能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维持这一汇率制度。这两个国家的金融市场都曾遭遇国际外汇市场的外溢性风险而崩盘。

所以,技术上的挑战是制度改革如何与开放步伐契合。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制度,如何逐步切换成为开放经济体下的增长方式及制度。

在经济学术界,所谓“中国奇迹”的总结浩如烟海且各说各话,但“政策性经济”的结论想必不会引起太多争议。笔者对“政策性经济”的成败与否、一般理论还是特殊经验不下定论,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而探讨。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成就,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中,依靠各种宏观政策组合“激励”市场之手来实现的。

严格来说,这是一种政策性经济增长模式。具体来说:

汇率管理制度、资本管制制度以及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构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守闸门。这一市场条件与中国即将面临的全球开放经济市场完全不同。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这一相对封闭环境下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配合土地和银行国有化制度,推动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大规模投资,形成中国尤其是近十年最强劲的增长动力——加杠杆、强刺激、调节奏。

人口政策、有管制的汇率政策、产业政策、行政性低薪制度、环保政策、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形成人口红利、低汇率红利、知识产权红利以及环境红利,共同创造了制造业低成本和出口创汇优势,促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构建了覆盖全产业的初级工业体系,同时积累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美元外汇——高增长、高外储、高储蓄(资本管制)。

天量的美元外汇,又经过强制结售汇制度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而促进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支持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体制以及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形成一个封闭性、限制性竞争的国有市场,包括银行、金融、石油、航空、铁路、电信、电网等等,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重型工业体系,积累了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高国储、稳财政、稳市场、稳就业。

若放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这些经济政策的主权将受到限制,守闸门、加杠杆、强刺激、调节奏等作用大大削弱,高增长、稳财政、稳市场、稳就业的效果组合也可能自然瓦解,过去的增长方式遭遇挑战。

从万里长江到浩瀚海洋,中国经济驶入全球化大海,将面临三道险阻,即中国进一步全球化的“三峡河段”:“政策性经济”面临国际规则的挑战;“三大压舱石”或遇“堰塞湖”泄洪风险;宏观经济政策或遭内外部“米德冲突”。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高储蓄、高外储、高国储三大压舱石可能松动,资本管制、汇率管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都受到掣肘。原有的增长方式以及政策性经济,可能遭遇国际通行理念、国际秩序以及国际市场规律的冲击。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基于全球化竞争市场为前提,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全球化市场的运行逻辑,避免遭受国际市场的规律性惩罚。只能说,经济增长无捷径,要成为发达经济体更无投机取巧之法。

所以,最大的历史性机遇,也是最艰难的挑战。这一历史性跨越正考验着施政者的勇气与智慧。

或许,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正在面临一次历史性的跨越,这一跨越决定着这一国家今后百年国运,决定着我们这代人甚至后几代人的前途与命运。

向水而生,道阻且长,中流击水,波涛汹涌;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

 参考文献:

【1】在贸易战中改革开放,清和,智本社;

【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3】金融市场开放| 中国如何应对“华尔街之狼”,清和,智本社。

预约咨询

400-080-5828

预约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