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李鸿章站在人生之巅

2019-11-09 10:29来源:文史砍柴(ID:kanchai303)

摘要:环视天下,中兴元老仅存的只有李鸿章了。他自同治元年任江苏巡抚算起,身膺封疆重寄逾三十年;从湖广总督任上晋协办大学士开始,居中堂相位二十四年;从1870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以拱卫京师达二十二年之久。

清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初五(公历2月3日,立春前一天),京师门户、直隶总督官邸所在地之一的天津城一片祥和的节庆气氛,各衙署大小官吏尚未开印上班,还在忙乎拜年、访亲、宴饮。这一天,津门的士民都在关注一件千载难逢的盛事:

光禄大夫、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七十大寿庆典。

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晚清,光绪十八年算是一个太平年份。甚至可以说,大清帝国表面上看起来,呈现了一些欣欣向荣的景象。所谓的“同光中兴”,并非一味的自吹自擂。如果从1864年(同治三年)平定太平天国算起,大清以“洋务运动”为重心的革新事业,颇有成就,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科技教育等诸方面,都取得了不殊的业绩。

内政外交方面,敉平延续十三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紧接着平息了中原的捻军,西北、西南的回民起事,赶走了阿古柏收回了新疆,并在新疆建立行省,由湘军名将刘锦棠任第一任巡抚;开始放下天朝大国的身段,以“万国公法”为圭臬和洋人打交道,曾纪泽赴俄国要回了伊犁,南部和法国的战争以胜求和,划定了中越边境;东南在与日本交涉中虽然失去了琉球,但断然出兵抗击法国侵略,保住了台湾并于台湾建立行省,淮军名将刘铭传任第一任巡抚;吴长庆率袁世凯驻扎朝鲜,袁世凯脱颖而出,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身份行监国之实,当机立断挫败了朝鲜倒向日本的图谋。

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方面,自江南制造局设立开始,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军工厂,建成一个还算完整的近代军工体系;冶炼、开矿等产业发展迅速,电线在全国范围内铺设,京师和各大城市的通讯已由电报代替驿马;纺织、制糖等近代化的民生企业也开始涌现;第一条铁路唐胥线在1887年延续至天津,称“津沽铁路”。陆军装备有了很大的革新,军队开始告别了冷兵器时代,配备了近代的枪支和大炮;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其舰队为亚洲第一,令近邻特别是日本颇为忌惮。在人才培养方面,马尾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海军、陆军军校设立,并自1872年官派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开始,陆续派出留学生去欧美学习。——这样的成就还可以继续例举下去。

在帝国的中枢,即位十八年的光绪帝正值弱冠之年,他已亲政五载,年轻气盛,颇思作为。当国已三十年的慈禧太后虽退居幕后,但重大问题上有最后的决策权,仍然是帝国的实际掌舵人。

大清能有“同光中兴”之成就,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涌现出来的湘淮系汉族大臣居功至伟。这些中兴名臣中,排第一的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早在同治十一年(1873)死去,距今二十年矣;胡林翼死得更早,于咸丰十一年病殁,未能见到收复金陵;骆秉章死于1867年;沈葆桢死于1879年;光绪初年与李鸿章在政坛上不分颉颃的左宗棠于光绪十一年(1885)逝于福州;彭玉麟和曾国荃死于1890年。而张之洞的资历比李鸿章浅得多,并未指挥过咸丰、同治年间的平乱之战。

环视天下,中兴元老仅存的只有李鸿章了。他自同治元年任江苏巡抚算起,身膺封疆重寄逾三十年;从湖广总督任上晋协办大学士开始,居中堂相位二十四年;从1870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以拱卫京师达二十二年之久。淮军驻扎在全国各地特别是边塞,帝国防务几乎全仰仗淮系将士。

李鸿章在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出生在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东乡,中国古人记年龄以虚岁。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五,正值李鸿章七十揽揆之辰,此时的李鸿章门生故吏遍天下,太后、皇上对其倚畀之重,无以复加。其权势、声望处在人生的顶峰。他的七十寿辰,自然要大大地庆贺一番。太后、皇上以此表示对元勋之恩宠;而天下百官则要以此来表示对李中堂的爱戴之情。

李中堂的七十大寿,是清光绪十八年开年第一件国家大事。

两个月前,有朋友赠送我一套由合肥图书馆编的《合肥相国七十赐寿图》(附寿言,一函六册,竖排线装,浙江人民出版社、荣宝斋出版印行)。这套书收录了慈禧太后、光绪帝赐给李鸿章贺寿的匾额、对联以及礼品的绘图,西苑门赐寿图、恭迎赐寿图以及李鸿章的谢恩折子,文武官员和外国使节参加的寿宴图。附录的五册收录了文武百官给李鸿章祝寿的寿序、寿诗和寿联。

这套书详细地再现了李鸿章在生前享受了为人臣者最高的荣耀,读者可一窥人生顶峰的李鸿章的煊赫威势。如编者所言,“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一次祝寿庆典,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创下了清王朝之最。”通过阅读这些官样文章,也能品味大清上层社会的世态人情,分析大清官场微妙复杂的关系,并看到当时清帝国君臣因“洋务运动”取得的一些成绩而吹嘘为“海清河宴”的自我陶醉。

慈禧太后御赐的物品有:御书“调鼎凝釐”匾额一块、“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益寿”题字一幅、蟠桃图一轴、无量寿佛一尊、带愫貂褂一件、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大卷江绸十二匹。

光绪帝御赐的物品有:御书“钧衡笃祜”匾额一块、“圭卣恩荣方召望、鼎钟勋勚富文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无量寿尊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江绸十六匹。

赐寿仪式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府衙门西苑门举行,文武百官聚集在此,恭迎钦差大臣和护送两宫御赐礼品的官员、太监。据本书序言《晚清官场的一场盛宴》介绍:

“恭迎仪式结束后,由九位官员骑马引导的仪仗队绕城进入总督府寿堂,御赐物品用二十二乘大轿抬着徐徐跟进,每轿由四名官兵抬杠,另有两名官员护轿。”

祝寿的官员太多,寿宴分三处摆设,分别是吴楚公所、大王庙和戈登堂,其中戈登堂专门招待外宾。

由此可见,太后和皇上对李鸿章恩宠之厚,远超对其师曾国藩。清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如此风光者可谓满汉大臣第一人。

煌煌五册收录的寿序、祝寿诗、寿联作者,上至亲王、贝子、军机大臣,下至知州、知县,当时大清多数总督、巡抚有祝寿文字致意。若再细读这些文字,能察觉出当时大清官场的重要官员和李中堂的亲疏远近关系,从这些文字能分析出大清官场的派系、门阀,也能看出在李鸿章处于荣耀之巅,以他为首领的淮军系势力也处在鼎盛时期,而湘军系已是昨日黄花,被边缘化了。

撰写寿序的大佬中,排第一人的是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万,他一人写了三篇寿序,三篇文章各有侧重。第一篇官方口吻最浓,大约是代表以军机处为首的百官,由礼部尚书李鸿藻书写;第二篇代表甲辰年(1844)乡试、丁未年(1847)会试的同年,亦由李鸿藻书写;第三篇侧重张之万的私人角度,且强调了李鸿章治理直隶的功德(张之万是直隶南皮人),由上书房总师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书写。

张之万和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一起会试登第的同年,那一科张之万是状元,李鸿章是二甲十三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同年之间关系是很亲密的,基本上结成荣辱与共的利益同盟,且张之万的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两人是儿女亲家。这关系是铁上加铁了,因此张之万在寿序的落款是“年姻愚弟”。

清代会试历科有响榜、哑榜之说,响榜也称“龙虎榜”,指的是那一科所取的进士日后做大官、有成就者甚多,而“哑榜”则是所取士后来没出几个大人物。1847年的会试是不折不扣的“龙虎榜”,那一榜有大学士二(张之万、李鸿章),协办大学士一(沈桂芬,1892年时已经去世),尚书二(庞钟璐、徐树铭),侍郎三(郭嵩焘、刘有铭、广凤),内阁学士三(许彭寿、袁希祖、伍忠阿),总督四(李宗羲、沈葆桢、何璟、马新贻),巡抚一(鲍源深),布政使五(孙观、黄彭年、林之望、李孟群、刘郇膏)。

李鸿章是甲辰科乡试举人、丁未科会试进士中成就最大的,因此张之万在寿序中赞美李中堂为这两届“毕业生”的骄傲,曰:“故一时受论功之爵位、蒙延世之赏者甚众,而要以公独膺五等封为荣。洎乎海内绥定,深宫加意吏治,则两科之出任方面者,殆以百数。”这个好头,是李鸿章开启的。

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这位探花出身的大官有经营八表之志,目无余子,但他是张之万的族弟,老家南皮县又在李鸿章的治下。这番他恭恭敬敬地以晚辈的名义奉送寿序,并写有寿联曰:“四裔人传相司马,大年吾见老犹龙。”

军机大臣张之万对李鸿章都如此高的评价,其他官员特别是淮系或早年与李交情甚厚的官绅更是不吝溢美之词,在他们的笔下,李爵相庶几对大清有再造之功,是世界景仰的伟人。李鸿章的庐州府同乡、出身翰林、随他一起领淮军驰援上海的刘秉璋送寿联曰:

南平吴越北定燕齐二十年前人羡黑发宰相;

西辑欧洲东绥瀛海三万里外共推黄发元勋。

其他如孙家鼐、吴汝纶、吕佩芬、刘瑞芬等皖籍大佬也奉送了寿序或寿联,属于淮系的后起之秀龚照瑗、丁汝昌、袁世凯等人更是不甘落后。那些当年随李鸿章创建淮军、已经故去的宿将,则是儿侄辈送寿序寿联。如周盛波之子周家谦、周盛传之子周家驹兄弟,自称“小门生”(即父亲是李鸿章的门生)联合送寿序;张树声的儿子张华奎送了寿序。袁世凯亦以子侄辈身份撰写寿序祝寿,其在寿序中言“中外群僚,文武百官,竞为诗文,赞述勋德”之盛况,更申明他与李鸿章的关系:“世凯以通家年少,公府末吏,从事最晚,受知独深。”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叔父袁保恒和李鸿章是同辈人,彼此在剿捻中结下深厚的友谊。

淮系元勋除李鸿章外,当时尚在世的有刘铭传,在这套书中未能发现他送的文字,殊为不解。难道当时回到合肥养老的刘铭传对李鸿章这场风光寿典别有看法?

湘军系送寿序、寿联的有谭继洵、彭楚汉、陈湜、王之春和曾国藩家族专用写手王定安,而尚在人世的重要官员如陕甘总督杨昌濬、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在湘乡老家养伤的新疆巡抚刘锦棠,无一字致意。曾国藩去世后,湘系的代表人物左宗棠和李鸿章多有冲突,故李鸿章在挽左宗棠的联语中说,“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这大概是原因之一。

曾国藩家族竟然无一个重要代表以一字致敬,亦是值得玩味的事情。虽然在两年前曾纪泽、曾国荃先后谢世,但曾国藩的孙辈已有成人出仕者,如其长孙曾广钧,三年前就入翰林院,且是京师有名的才子,其身份和才华,完全可以写祝寿文字的呀。曾氏家族只有曾纪泽的女婿吴永(即在庚子事变时做怀来知县,接待逃难的慈禧太后的那位)送了一副寿联曰:“茂德所绥中外禔福;长生无极饮食寿康。”这还是因为曾纪泽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侄子李经馥(李鹤章之子),他得叫李鸿章为岳伯父,故自称“姻世愚侄”。

一些拍马屁的官员为了凸显李中堂的丰功伟业,甚至拿曾国藩出来做铺垫。如潮州镇总兵刘世俊在寿序中说:“并称之曾、李,而不知江宁未克,公决其策。江宁既克,公善其成。湘乡所赖于我公,较公之所得于湘乡者为更多。”意思是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得到的好处不如曾国藩得力于李鸿章。如果曾氏子孙看到这些文字会作何感想?世态炎凉,一至于斯!

还有一个人的态度值得注意,他就是光绪帝的老师、李鸿章的老冤家、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翁、李两家,结怨日久。当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太后、皇帝都那么重视,善于弄巧的翁同龢自然不会没有一点表示。他写了副寿联曰:“我国有大佬,是身得长生”,落款“晚生翁同龢”。作为一位状元出身的帝师,这样的文字完全是官场的应付。

乐极生悲,月满则亏,古人所言不差。七秩寿庆的第二天即正月初六,李鸿章小妾所生的最幼子李经进突发疾病而亡。是月十三日,翁同龢在日记中云:“闻合肥相国之幼子(颂阁之婿,今年十五,极聪慧),于初六日病卒,三日病耳。相国初五日寿,将吏云集,致祝之物,争奇竞异,亦已泰矣。倚伏之理可畏哉!相国笃信洋医,此亦为其所误。”颂阁即徐郙,字寿蘅,嘉定人,时任左都御史,后官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翁同龢这段文字,读起来真使人不舒服。人家钟爱的幼子死了,他非要提及其庆寿的场面太大,连李鸿章相信西医也成为他讥讽之事。难道信中医就能救治其幼子的性命?

李鸿章的七十大寿能成为旷世盛典,我以为原因不外乎这几个方面。一是对清廷而言,李鸿章确实是忠心耿耿,劳苦功高,从咸丰三年(1853)回合肥办团练以来,李鸿章为清廷呕心沥血四十年,平内乱,搞外交,办实业,都有相当的成绩;二是如张之万寿序中言:“曩时横戈跃马之场,指挥豪俊收拾山河,重扶日月,其文经武纬与公相颉颃者,今已如星辰落落,不可多得矣。其次者,名位声望又稍出公下。惟公以鲁国灵光,岿然独存。”咸丰年间因应对太平天国内乱而崛起的诸位元勋先后谢世,李鸿章是硕果仅存者,人活得久有一个好处,最后的话语权属于他,而此时清廷又只能仰仗这根唯一的柱石;三是李鸿章很喜欢这样的大排场。比起要做圣人的老师曾国藩,他是豪杰性格,做事手腕更圆通,也不那么忧谗畏讥,名利之心比乃师重得多,因此对皇恩浩荡和百官逢迎很是受用。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此时的清廷内外局势大体平静,国家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国库较为丰盈,可以为一位元勋办这样的庆祝典礼。甚至可以说,这次庆寿是清廷革新大业的一次巡礼。如果对照一下曾国藩同治九年(1870)十月十一日六十岁生日的冷清,可见二十多年来情势之变和师生二人性格的差异。

当时曾国藩办完了“天津教案”,委曲求全的他被士林唾骂,两江总督马新贻又被刺杀了,舆论指向湘军是幕后操纵者。他被钦命回金陵再做江督。回任前进京觐见太后和皇上,他的六十岁生日在北京度过的。虽然太后也赐他御书“勋高柱石”匾额,赏赐玉如意、蟒袍等物以示恩宠,但祝寿的规模很小,就是一些同乡聚在一起吃了个饭。据当天他的日记载:

黎明起,寓中拜寿者数起。是日为余六十生日。饭后少停,即出门。细雨泥泞,至长沙会馆一坐,全无一人在寓居。途次,拜客三家。自长沙会馆出,又至辰沅馆、宝庆馆、上湖南馆各一坐,三处皆有人陪谈。旋又回至西头麻线胡同,拜魏庚臣。未正始至湖广会馆,南北同乡,唱戏公请。一则督抚进京,同乡向有公饯之局,一则借此为余祝寿也。听戏至酉正,灯上时始归。夜饭后清理文件。刘省三(作者注:即刘铭传),久谈。二更四点睡。

平息太平天国起事第一功臣、膺一等侯爵之封的高官,同乡为其祝寿还是借督抚进京公饯的惯例,这动静还不如乡下一个有钱的土财主六十大寿,何等的低调。

在大清君臣为李中堂庆寿之时,东邻日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卧薪尝胆,从天皇开始,节衣缩食,扩充军备,特别是向欧洲购买先进的军舰,时时以北洋水师为假想敌,冀图在未来的交锋中一举击溃大清的海军。1892 年,日本伊藤内阁公布了建造10 万吨军舰的计划。

1893 年,日本明治天皇发布敕谕:决定在之后6 年中再从内帑中每年拨出30 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作为造舰费上缴国库,专款专用。

李鸿章寿典的前半年,即1891年6月26日,丁汝昌亲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等主要军舰组成的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此次访问历时40余天,访问了马关、横滨、长崎等地,受到了明治天皇的接见。此行给日本官民极大的刺激。

日本法制局局长宫尾崎三郎记述上清国军舰参观的感受:“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日本的《时事新报》也报道称:“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

焉知这次晚清官场的集体盛宴过后才两年多,甲午之战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海军,樯橹灰飞烟灭。淮军则在陆战中一败于朝鲜,再败于辽东。清廷想起了边缘化日久的湘军,希望通过换将来挽回败局,刘坤一临危受命任前敌总指挥,左宗棠和曾国荃的旧部魏光焘、陈湜、李光久应召,带领仓促成军的将士赴辽东作战,于事无补。

从官员给李鸿章的祝寿文字中,可以一窥甲午淮军战败的某些原因。张华奎盛赞李中堂大人待人宽厚、提携部属不遗余力。云:“公膺疆寄三十年,未尝轻劾一属吏。”对官员来说,遇到这样的上司,是福气。但对国家来说,未必是好事。曾国藩善于培植人才,亦能量才而用之,不会因为和自己亲密的关系而将某人放在不合适的位置。如他和郭嵩焘青年时即结为好友,但知道郭不能独当一面,就告诫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不要重用同年郭嵩焘。其对下属赏罚分明,李元度这样早年随他的同乡好友、姻亲,犯了大错照样参劾。而李鸿章不然,他更善于做人,对“自己人”过于宽厚仁慈。因此做了三十年封疆大吏的李鸿章的幕府,涌现的人才远不如曾国藩的幕府。

甲午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清廷政治腐败,高层相互倾轧,指挥体系混乱。但李鸿章用人讲亲疏、重乡谊甚于量才适用,也是原因之一。像叶志超、卫汝贵这样品行低劣、贪财怕死的庸才,却委任那么重要的职位,无非他俩是合肥同乡。此二将统率军队在朝鲜与日军交战中,一战即溃,毫无斗志,贻羞中外。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父子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李鸿章本人承受了千古骂名。从荣耀之巅坠入人生低谷,竟是如此之快。同光中兴的气象,也被雨打风吹去,国运从此一蹶不振。而在1892年那个早春时节,李鸿章乃至慈禧太后、光绪帝,恐怕料想不到这些吧?

1892年,李鸿章和他效忠的大清帝国都处在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幻象中。不过,这一切只是一抹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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