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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司的陨落与一个时代的结束

2020-01-16 10:20 来源:东方财经杂志

摘要:WeWork的失败,给市场留下了警讯,这些警讯是跨越企业、跨越行业,甚至跨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

2019年已经走入历史,这一年美股迭创新高,标普500指数涨近30%,苹果、特斯拉等明星股票争奇斗艳,谁为最佳?近日,雅虎财经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年度最佳美股公司很难评判。但2019年度最差公司的头衔,这两家公司当之无愧:波音和“共享办公”公司WeWork。这两家公司是难兄难弟,“荣登”大牛市中的大熊股,大赢局中的大输家。

难兄难弟,哪个更糟?

波音公司的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这是一个飞机坠毁引发的故事。2018年10月29日,狮航610航班(波音737MAX8型客机)在印尼坠毁,机上189名乘客与机组人员全部罹难。2019年3月10日,另一架来自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37 MAX客机坠毁,造成157人死亡。从那以后,波音陆续流出了管理不善和监管不足的传言,动摇了国际航空界对波音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信任,最终导致这款飞机在全球范围内停飞。12月16日,在各方的巨大压力下,波音宣布停产737 MAX 。

可以说,这是波音公司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人道灾难与公关灾难。顺理成章,波音股票也成为2019年表现最差的大盘股之一,自3月1日以来下跌了逾24%。

但值得波音欣慰的是,华尔街分析师仍公开看好波音,认为一旦737 MAX回归天空,2020年波音的股价将出现两位数的反弹。没有一位分析师建议卖出该公司股票,只是下调了目标价,原因很简单,波音飞机的历史纪录、技术储备摆在那里,不是一两次空难就能抹平的。

但另外一家公司的故事就完全不同了。WeWork公司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鲜活体验,从英雄到狗熊的角色转变。这不仅是一家“共享”明星公司的黯然陨落,一位“投资之神”走下神坛,最重要的是,预示着一个“非理性投资”时代结束。 

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公司成立于2010年。当时,金融危机已经开始蔓延,大批失业人员纷纷转向自雇佣。这导致办公楼的整租成本大幅下降,而分租办公间的需求大幅增加。一次偶然的机会,创始人亚当·诺依曼发现将租用的办公室分割装修后重新出租有利可图,就和自己的合伙人一起创办了WeWork,专门为创业公司、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提供服务。创业者可以在WeWork只租一间办公室,就能享受到便利的网络、打印、会议室等服务,共享办公比独立租办公楼节省约30%到40%的费用。其盈利模式是:以市场价租赁和开发商业地产物业,然后以更高价格租给那些初创公司和自由职业者。目前它在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有528个办公场所,是全球最大的共享办公企业。

一个办公场地出租者,并不足以成为吸引投资者的卖点。WeWork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创业者社区”,为租户营建一个社交网络,提供很多传统办公场所没有的社交服务。2018年,WeWork发布WeWork Family,称要为世界上1.5亿孤儿建一个家。WeWork还为办公室租户提供WeLive公寓租赁服务,而诺依曼对此解释是:这能解决全球孤独和自杀上升问题。

WeWork还尽量往科技公司上靠。WeWorK开发了一套高效的数据决策系统Powered by We。从工作规划到房间分配,WeWork用机器分析而非人工猜测。从2018年到2019年,Powered by We服务营收增长6360万美元,占全部营收增长的8.2%。

2019年4月底,WeWork母公司The We Company宣布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IPO文件。WeWork估值为470亿美元,如果上市成功,将成为2019年最大的IPO。

上市之前见光死,硬伤还是盈利能力

WeWork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用互联网技术驱动的高科技企业。但事实上,其商业模式无非还是“低价租入、高价租出”。尽管WeWork一再宣称与传统的办公租赁企业不同,不自己建房,是一家轻资产企业,但其租入房产所需要的投入也是巨大的,而且随着高速扩张,便宜的办公楼越来越少,租金的支出越来越高,还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例如,房主的临时加价、临时毁约等。

因此,WeWork的硬伤是盈利模式有问题,而且有可能越扩张亏损越大。招股书显示,从2016年到2019年,WeWork营收从4.36亿美元增长到15.35亿美元,经营性亏损也从3.94亿美元扩大到13.69亿美元。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不论营收还是亏损增加将近4倍,令人咋舌。

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起。纽约大学教授加洛韦8月份在《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发表文章,称对WeWork的估值是一种幻觉,他表示:“任何支持该股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股票分析师要么是在撒谎、要么就是太愚蠢,或者两者都是。”加洛韦还指出,即便是在科技界,WeWork的估值也过高。作为电子商业巨头,亚马逊的交易价值也仅是其收入的4倍。

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也加入了批评阵营。8月21日他在推特上写道:“我支持加洛韦的观点,WeWork的估值太荒谬了。如果他们是一家科技公司,那么快递公司UPS也是。UPS的估值是其收入的1.4倍,而不是26倍。” 

果然,泡沫很快被戳破,IPO之路成为其陨落之路。8月14日WeWork向SEC提交了上市申请,当招股书首次将这家公司的各种信息公诸于世时,大家才发现,这家估值巨大的公司事实上深陷亏损泥潭且缺乏可盈利的商业模式。

华尔街的分析师们毫不客气,将WeWork的估值从470亿美元下调到了250亿美元,几乎腰斩。此后又进一步调整至150亿美元,而一些评级机构则更是将其信用等级下调至垃圾级。在外界的压力下,诺依曼不得不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公司又传出裁员1/3的消息。9月,WeWork正式宣布撤回上市申请,IPO之路戛然而止。WeWork从递交招股书之前的470亿美元下跌至不足80亿美元,估值只剩17%。福布斯网站撰文称,这是2019年最荒唐的上市闹剧。

勇敢还是轻率?孙正义走下神坛

WeWork让投资人软银CEO孙正义走下了神坛。众所周知,孙正义投资阿里巴巴的2000万美元,获得了600亿美元回报,这已经成为风投界经典中的经典。他自己也曾以700亿美元财富超过比尔·盖茨,做了3天世界首富。

借助首个千亿美元愿景基金,孙正义塑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科技帝国,其投资的Uber、WeWork这些百亿美元估值的企业星光闪闪,滴滴、饿了么等中国企业也风光无限。

孙正义看好WeWork,将其视为第二个阿里巴巴。根据券商CLSA和研究机构Bernstein的估算,过去两年来,愿景基金和软银通过向WeWork母公司We Company多次注资,投资规模近110亿美元,获得了近30%的股权,却成为迄今为止孙正义最失败的一笔生意。根据软银11月6日公布第二季度财报,软银第二季度亏损约65亿美元,为14年来的首个季度经营亏损。WeWork这一笔就给软银带来46亿美元的损失,成为软银创业以来的最大一笔亏损。

孙正义罕见召开近2小时的财报会,承认他在WeWork上出现的投资失误,表示尴尬和愧疚。除了WeWork,软银投资的Uber业绩也在滑落。自5月份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以来,Uber的股价下跌了25%以上。截至9月末,愿景基金投资的88家公司中,有25家公司估值下降,造成愿景基金当季亏损89亿美元,利润同比下降347%。

问题出在哪里?分析家指出,软银的投资模式有问题。软银热衷于投资“最疯狂”“愿景最大”的公司,而这些公司经常牺牲前期盈利来换取市场规模,而且后期盈利的可能性也有问题,WeWork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警讯:一个公司的陨落意味一个时代的结束

对于WeWork的失败,最振聋发聩的声音来自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迈克·威尔逊称,WeWork首次公开募股的失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投资者已经表明,他们不再愿意为过度投资买单。在此之前,美国股市一直在为没有实现盈利的IPO支付令人瞠目的估值。威尔逊称,“在我们看来,为没有实现盈利的企业提供慷慨资金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威尔逊还表示,这意味着科技企业和其他高增长软件类股将面临困境,并将给整体市场带来压力。风险最大的股票包括那些近年来推动股市升至高点的股票,因为投资者正在远离动量股,回归价值股。

事实上,华尔街已经感受到了这股寒风。Uber、Lyft等2019年上市的独角兽公司都陷入了困境,上市之初均表现不佳,低于发行价。投资者在质疑它们何时会盈利,抑或是否会盈利。

5月10日,总部位于三藩市的网约车公司Uber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每股定价45美元,募资规模约81亿美元,成为2019年以来美股最大规模的IPO。当天Uber开盘价为42美元,收盘价为41.57美元,较发行价下跌约7.6%。按收盘价计算,Uber市值约697亿美元,低于此前融资时的760亿美元估值。

无独有偶,Uber的竞争对手Lyft抢先一步于3月29日在纳斯达克挂牌,成为第一家上市的网约车公司。当天开盘价为87.24美元/股,较发行价(72美元/股)上涨21.49%,但好景不长,上市第二日公开交易后,Lyft股价便跌破发行价,市值蒸发五分之一。公司的市值也跌破了两百亿美元大关,只有197亿美元。

因此,WeWork的失败,给市场留下了警讯,这些警讯是跨越企业、跨越行业,甚至跨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

第一,回归基本面,更重视盈利能力:华尔街曾经饱受过网络泡沫时代只看点击量、不盈利之苦,如今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税收和金融咨询服务公司BDO的保险合伙人凯文·比安奇表示:“回顾今年的几宗IPO,一些公司的增长预期并不匹配。”“对于下一波独角兽企业来说,利润率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增长的步伐将会放缓。”

第二,关注管理团队,更重视公司治理。分析师发现,WeWork 企业架构令人担忧,整个公司的权力几乎全部集中在诺依曼一个人身上,对于一家公司而言,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尤其是诺依曼行事张扬,生活奢侈。《福布斯》将不到40岁的诺依曼列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拥有约41亿美元左右的资产。目前被媒体曝出的诺伊曼拥有的豪华房产就有6处,购入时的总价值约在9000万美元,分布于纽约州和加州的数个昂贵地段。另外,诺依曼2018年花费了6000万美元为自己添置了豪华私人飞机。

研究公司RapidRating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盖勒特说,基于WeWork的教训,在2020年,公司治理将比盈利能力更为重要。创业投资公司Insight Partners的董事总经理隆恩·贾菲也说:“毫无疑问,我们更加关注治理和诚信。它是所有后期公司高级管理团队的前沿和中心。”

第三,反思共享经济,寻准可配置资源。WeWork的失败,不仅其所处的共享办公产业面临拷问,连带共享经济本身也被质疑是否还有未来。前几年,共享经济蹿红,大批打着共享经济招牌的创业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在短短一两年后,多数共享经济项目都宣告失败,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WeWork只是一个最新和最大的例子。虽然简单地宣布共享经济的死刑,未免过早,但WeWork清楚地说明,并非所有东西都可以共享。具体到办公场地,一是没有大量闲置资源,尤其是没有大量低成本的闲置资源;二是需求不稳定,容易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共享起来就难上加难。相反,如果像汽车一样,有大量闲置资源,有稳定市场需求的,就有成功的可能。

总之,如果说WeWork 的陨落,表明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的话,这并不是风险投资时代的结束,而是过度投资时代的结束;这不是创新时代的结束,而是以创新为名,圈钱为实时代的结束;这不是共享经济的结束,而是以共享为名,烧钱为实时代的结束。因此,这个时代的结束,不是值得惋惜,而是值得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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