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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经济学 | 后浪还能“浪”多久?

2020-05-20 10:32 来源:智本社

摘要:只有短期加大社会福利的投入,才能相对平稳地过度到低生育时代。中国的生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福利问题。

对于动物来说,生育是一项简单重复的本能运动。但对于人类,生育则是一项丰富复杂的综合活动。

人类生育活动,涉及到夫妻情感、社会观念、动物本能、避孕技术、生育政策、生命繁衍以及偶发因素。

避孕技术落后、突然中招、干柴烈火、龙年虎年、父母催生、男丁观念、疫情宅家,都可能提高生育率。

反过来,避孕套发明之后,避孕技术将性爱活动从生育本能中脱离出来。人类掌握了生育的“自主可控技术”,尽情享受欢愉效用的同时,还可以主动选择不生娃,或何时生娃。

所以,避孕套实际上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人口及经济革命。它将人口生育,从自然生物的本能领域,推进到社会经济的主动选择领域。如此,人口生育问题,变得更为清晰明了,人类更多地遵循成本与效用的经济规律,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

人类生育,已演变为一项类市场行为,受市场规律的支配。

性爱,或许是人类经济社会中唯一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交易活动。交易双方的效用都得到极大的满足,同时还可能诞生共同的爱情结晶。

不过,生育,却不是一项帕累托最优的交易活动。生育,除了生,还要育。生娃以及教育,都要付出大量的成本。夫妻双方往往会综合考虑生育的成本、生产的风险以及养育的效用,然后做出避孕、生育、二胎等不同的选择。

最典型的例子是,“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若加上学位房的成本,中国的生育成本应该是全球顶级的。不少夫妻选择不生二胎,推迟生育,甚至晚婚,或都与高房价带来的高养育成本有关。

生二孩后,两房可能要换三房,五人座的车可能要换七人座;夫妻其中一人可能要放弃工作专职带娃,或聘请保姆增加开支;孩子的教育培训、吃穿住行、医疗保险等费用,以及培养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成本,都增加不少;儿女长大之后婚嫁、住房等压力,也会倒逼而来。

生育有成本,也有效用。

孩子的出生,给家庭带来温暖、快乐,以及情感寄托;孩子的成长,给父母带来教育的成就感,以及陪伴、分享、见证、参与生命成长的巨大效用。生育是实现生命、财富、家庭以及责任代际传承的基本保障,可以降低夫妻婚变、家庭衰落的风险,以及抵御家庭的不确定性风险。

当然,“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及家庭都会有自己的生育成本及效用的考量。

所以,生育,终究是一个项私人活动。

节育,可以通过国家运动来实现;但生娃,国家帮不上忙,全靠夫妻个人使力。经济学家担忧人口红利消失,鼓励多生育,但效果依然不明显。并不是这代年轻人不给力,而是生育受经济规律支配,受成本收益函数影响。

本文逻辑:

一、为什么不生孩子?

二、我们在担心什么?

三、人类该如何延续?

1

为什么不生孩子?

目前,不少人担心,中国会走向类似于日本、德国等欧美国家的低生育陷阱。一些人将日本、德国的经济低增长,归咎于低生育以及人口过度老龄化。

这种担心值得理解,但是没有意义,而且容易产生误导。

实际上,经济增长与生育率呈现一种不被人为意志转移的规律:随着经济增长,国家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然后稳定在一个低生育水平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口出生率只会越来越低,进入低生育国家。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的生育率是西方国家中被认为是比较良性的,但如今创下40年新低,2017年降到1.76,低于人口均衡生育率2.1,步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出生率都低于2.1,韩国、新加坡只有1.2,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徘徊在低水平。反观,尼日尔、南苏丹、刚果、乍得、索马里、安哥拉、布隆迪、马里等低收入国家都维持着高生育率。

经济发达程度与生育率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相关关系。

“高房价抑制了人口”说明了高房价或低收入会降低出生率,那么为什么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反而更高,发达国家则要低得多?

如果爆发经济危机,在短期内出现严重衰退,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居民收入快速下滑,这时生育成本则大幅度上升,家庭的边际收益率和收入预期趋于悲观,生育率则会快速下降。

例如,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出生率快速下降到2.17;1970年代滞胀期间,美国生育率受到了抑制。

高房价问题也是同理。房价如果在短期内快速上升,家庭实际收入遭到削弱,住房、购房成本则大幅度增加,如此人口生育也会受到抑制。

经济短期内快速上涨也会出现这种人口生育波动。例如,罗斯福新政实施后,经济复苏,尤其是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美国出现了一波婴儿潮。

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速、家庭收入增速与生育率呈正相关。但若从长期来看,情况则恰恰相反,经济增速与生育率则呈负相关。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可以用暂时性收入假说与永久性收入假说来解释。

短期内,家庭收入大幅度增加或下降,推高或降低生育率;物价、房价大幅度上涨,亦可降低生育率。2015年开始的这波房价大涨,给不少家庭增加了压力,一些夫妻因此决定推后生育或放弃二胎。

但是,人的消费行为、经济行为及生育决策,是受长期收入影响的。这就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

长期来看,一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都是渐进式的、平衡的,人们会根据过去、当下及未来的收入与经济预期综合考虑及决策。

所以,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相对稳定,接近“技术水平保持不变”这一前提,人的生育行为是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的——经济增长,收入增加,生育率下降。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家庭收入持续增加,生育率反而更低。

具体逻辑是:

一是生育边际效用递减。

生过二胎的夫妻可能更容易体会生育边际效用递减。我们经常说,“一胎按书养,二胎按猪养”。第一个宝宝出生,父母的幸福感强烈,各种拍照各种晒娃,玩具、衣服、纸尿裤、奶粉、推车、早教都选择好的。

但二胎出生后,老二给父母带来的兴奋和满足容易下降。衣服、玩具、推车能用老大的就用老大的,不少还是二手群里淘来的。即使富裕的家庭,父母对老二投入的金钱、心血以及养育带来的满足感、愉悦感、兴奋感也不如老大。

当然,这里每个家庭存在差异,同时如果老大老二性别不同,或父母对孩子性别偏好不同,育儿效用也会有差异。但总体来说,生得越多,生育的边际效用则递减。若二胎递减不够,则再生几个,边际效用会明显下滑。

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受家庭条件影响。只要技术水平(主要是影响生育相关的革命性技术,下同)保持稳定,随着经济稳定增长,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生育边际效用都会呈现递减。

二是生育机会成本递增。

当你的收入增加时,生育的机会成本也会增加。假如月收入3万元,若要放弃工作、休息或学习的时间去生娃,这个生育的机会成本要大于月收入是3000元时。收入较低时,生育的机会成本偏低。

所以,很多职业女性包括部分男性,在职业上升期,在高收入时期,将生育计划推后,放弃二胎。

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机会成本递增,反过来降低了生育的边际效用。很多高收入职业女性,在职场上获得的收入、荣誉、地位、成就感、满足感等综合效用,要大于生育带来的效用。如此,她们就会选择暂时不生育或少生育。

相反,对于低收入者来说,生育儿女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可能要大于职业上的收入快感和成就感。多生育、长期带娃,也是一件熬人的事,生育的边际效用会出现明显的递减,即使一些收入不高的妇女最终也可能选择就业,从而减少生育。

如果家庭收入高,女性不需要从事职业劳动,或者家有佣人照看孩子,生育率还会降低吗?

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依然无法摆脱生育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生育率也会下降。主要原因是,女性即使不上班,也会有其它需求,比如说休闲、学习、娱乐、诗与远方等,这些都是生育的机会成本。

《纽约时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育龄人群不生孩子的第一大理由是“想要休闲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休闲带来的效用大于生育。

所以,一边是生育边际效用递减,一边是生育机会成本上升,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生育率会逐渐下降。

美国摆脱70年代滞胀危机后,从1980年代开始,生育率伴随着经济稳定增长而平稳下滑;到1990年代后,美国生育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近些年则进一步下降到1.8以下。

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育儿观不同,边际效用也就有差异。与亚洲人相比,欧洲人觉得生儿育女可以增添生活乐趣的人没那么多。在德国,每4人中只有1人认同“享受有子女的天伦之乐”观点。另外,“儿女养老”的国家,要比制度性养老,更倾向于生育。

短期的高房价、高物价对生育率有抑制作用。从长期来看,经济持续增长,收入稳定增加,生育相关技术未发生变革,生育边际效用呈现递减,生育率依然不可避免地持续下降。

所以,生育率持续下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下滑的原因。这一点大多数人都搞反了。

2

我们在担心什么?

从长期来看,通过人为直接干预的方式提高生育率,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一个不会因人为意志而改变的趋势。

当下中国,人口红利锐减,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一些经济学家尤为担心,呼吁全面开放生育政策,增加人口生育,尽快填补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任凭经济学家如何呼吁,人还是生不出来。

实际上,过度的人为干预生育,不管是节育还是鼓励生育,都是违背“自然法”,也违背经济规律的。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的人口观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变化。在大炼钢铁的年代,国家奉行的是“人多力量大”的理念。多生一个人,就可以多挖一车煤,多炼一堆钢铁。

这种属于古典主义人口观。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都符合这种人口观。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人口是第一资源,经济增长依靠人口、土地的数量型增长。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都是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大国。

到了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发现,人类历史进入了一种简单的重复循环:人口大规模增长,经济快速发展,当人口规模到达一个拐点时,土地、粮食则不够用,人类就面临饥荒、瘟疫、战争。

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按几何级增长,土地和粮食按算术级增长,人口规模超过土地供养极限时,社会就会掉入“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的父亲坚持古典主义人口观,马尔萨斯与其父亲为此经常争论,后来他将这些争论整理成一本书——《人口原理》。他主张通过节育来降低人口数量,以避免灾难。

今天我们知道,马尔萨斯的预言没有成真。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的演变基本符合马尔萨斯理论。

远古及古代社会,人类的生产力、科技水平长时间徘徊在极低的、几乎恒定不变的水平,人类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因人地矛盾而发生饥荒、抢夺、战争以及瘟疫。几千上万年,人类都没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但是,马尔萨斯时代,英国正在爆发工业革命,但他和当时不少经济学家都没有观察到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工业革命实际上是工业技术以及工业制度革命,英国的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上万年来的低迷的科技及生产力。

工业革命之后,机械化农具的使用、种子化肥的改进以及农耕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从而带领人类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

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坚持古典主义人口观,大力鼓励“英雄母亲”生育,关闭避孕套进口,从而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波婴儿潮。这波婴儿潮中,生育规模最大的是在1965年到1970年初之间。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人口红利,基本上来自这一人群。

到了1970年代,中国人口观发生了逆转,以马寅初为代表的节育派使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主张限制人口生育。从1980年到2000年前后,中国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政策直接结果是,在过去几十年,干活的人多,老人、小孩少,从而制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降低了制造商品的价格。

这些年,这批规模巨大的创造者逐渐退休,青年群体的规模因当年的节育政策而无法跟进,人口红利快速消失。过去干活多、养育少的人口结构,逐渐逆转为干活少、养育多。

这种极端的转变,对当前的人口繁衍、养老、育儿以及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

近些年,政府开放二胎,鼓励生育。一批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希望全面开放生育政策,解决劳动力危机。全面开放生育政策固然必要,而且迫不及待,但为什么开放二胎多年后,生育依然如此低迷,生育率还快速下降?

过去,中国人口时而狂奔,时而急刹车。过度的人为干预,导致人口结构不合理,严重地冲击了劳动供给及养老市场。接下来,我们需要尽快全面开放人口生育政策,尽量弥补人口结构性失衡问题,降低“未富先老”的冲击(具体方式在第三部分讲述)。

但是,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如果再次以人为的方式过度干预生育,或者干预手段不当,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反因违背经济规律而造成另一种危害。

实际上,我们当前的人口焦虑以及人口观,已经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人口观提倡节育,我们如今提倡生育,怎么会陷入与马尔萨斯一样的误区呢?

在“马尔萨斯陷阱”中,技术水平恒定,社会经济呈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例如,一亩地中,增加到几百个农民耕种,这亩地的边际收益率也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简单理解,人口增加,人均产值在下降,人均负担增加。

如今,我们的担心,与马尔萨斯当年的担心是一样的。我们担心人口老龄化,担心劳动力减少,养老规模增加。实际上,我们现在担心的也是,人均产值下降,人均负担增加。

马尔萨斯最大的失误是,他没有观察到当时发生在他身边的工业革命,忽视了技术进步的力量。如此,他与一场伟大的理论革新擦肩而过。而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过度地关注人口数量,而忽视了技术进步。

我们现在对人口的关注点,也是更多地停留在数量型上,也就是“人口红利”,而忽视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随着经济进步,收入增加,人口老龄化,人口生育率下降,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这个趋势就像我们看到一架飞机不断下降,甚至可能坠入海中。这固然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国家、个人都没有能力改变。

如果盲目的使用政策来改变,则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曾经马尔萨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倡导节育政策,这一主张给后来的一些国家带来了破坏性。同时,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极大地冲击了人口及经济结构。过去,人们享受了人口红利;如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正在承受人口结构性失衡的压力。

如果政策不干预,人口陷入负增长的国家不会消亡吗?人类不会灭绝吗?人口不断下降,经济不断衰退怎么办?

3

人类该如何延续?

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但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也必须忍受。

目前,低生育和人口老龄化如此严重的德国、日本,他们的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依然是世界前列。不可否认,他们正在承受低生育、老龄化的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恰恰逼迫他们技术革新。

短期来看,生育率降低拉低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生育率下降,经济不会下降,人均产值也不会降低反而会增加。

技术革新来自哪里?

来自人力资本的提高。

人力资本如何提高?

家庭从多生多育到少生少育,转向优生优育。

受生育边际效用递减、机会成本递增的驱动,更多父母选择少生子女,转向优生优育。如果经济持续增长,收入预期稳定,少生必然会转向优生优育。为什么?

父母会在二胎和一孩优育之间做认真或不经意的权衡。如果二胎带来的效用大,则会选择生育二胎。

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机会成本增加,更多的父母会倾向于少生。他们会选择培养好现有的孩子,从现有孩子的教育、成长、陪伴中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而弥补少生的效用损失。

《纽约时报》这份民意调查还显示,美国少生孩子的主要理由有“育儿费用太高”、“想给已有的孩子更多时间”、“对经济忧心忡忡”、“想要更多休闲时间”、“养不起很多的孩子”。

与二孩的投入产出比相比,对现有孩子的投入,可能成本更低,效用更高。简单理解就是,花更少的钱,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在中国,如果多生一个孩子,多一个房间、多一份教育培训费、多一份精力,这些产生的养育费用很高;反过来,养娃的规模效应很低,很难标准化生产、养育,边际成本极高。

这些费用如果用在一孩身上,或许可以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旅行和更好的成长。人们担心的是,多生一个,结果两个都没养好。

这些年,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增加,很多家庭没有生育二胎或多生,而是花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现有孩子的培养上。最近十年,中国只有重点学位房价格和教育培训价格,跑赢了货币增速。可见,中国家庭对现有孩子的投入有多拼。

我们再来关注低收入者。为什么低收入国家、低收入者愿意生更多孩子?

与优生优育相比,他们更愿意多生,因为多生孩子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效用更高。低收入国家一般养老制度不健全,父母只能寄托于养儿女防老,或生育更多的孩子抵御不确定性风险;反过来,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及生活,是一件成本很高,甚至难以企及的事情。

所以,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多生的安全感、满足感就要大于优生优育。

当然,更多家庭不是绝对的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他们的家庭财富、文化水平一直在动态变化,他们的生育选择也会随着变化。比如说,第一个孩子养到10岁养“废”了,那就再生一个。

这种说法略带玩笑,但实际上是一些父母的综合考虑。这类父母可能觉得再对一孩进行投入,效益、效用趋于悲观;也可能通过一孩养育有了经验,希望二孩能够养得更好;也可能是希望两个孩子,相互有个伴,长大有个照应,家庭更加温馨,自己养老更有保障,家庭的总体效用提高。

不管每个家庭处于何种考量,都无法违背生育效用递减规律,生育边际偏好不可能持续递增。

在这一过程中,生育选择会从少生转向优生优育,从而推动家庭及国家人力资本的增加。

人力资本提高了,技术水平提高了(改变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前提条件——技术水平不变),推动边际收益曲线右移,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从而走出低生育、低增长的陷阱,实现高素质、高科技、高质量发展。

目前,日本是全球最长寿的国家之一,生命质量很高。日本的工业机器人技术,正在大力应用于养老、医疗领域,以解决低生育、老龄化问题。这些技术进步不少是低生育问题倒逼出来。

在开放政策下,家庭的生育行为、养育选择,可以促进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转向。

如果人为过度、直接干预生育会造成什么后果?

当生育率下降,劳动人口减少,工资上涨,企业主便会想办法,如何降低成本,比如改进流水线技术,采用智能流水线,降低用工数量,或者使用成本更低、技术更好的材料,从而推动技术进步。

但是,假如通过某种鼓励生育政策(事实很难实现),劳动力又变得富余了,那么工厂则不会选择技术革新,而继续使用廉价劳动力。

所以,人为过度干预生育,与过度扩张货币一样,会扭曲劳动力的供给以及价格,不利于市场资源配置,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先进技术,正是在生育率下降、劳动力价格上升、持续工人运动以及工会斗争的艰难环境中地不断革新的。

所以,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一些痛苦是必须承受的,波浪式地忍受痛苦和享受喜悦,是人类经济进步的必然规律。

技术进步,解决了经济增长问题,但如果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负增长,人类不会灭亡吗?

按照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口会持续减少,但是人类不会因此灭亡。为什么?

当影响生育的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或发生了技术变革,人口生育率会提高,人口生育规模会增加。当这一技术稳定时,生育率又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递减。

例如,试管婴儿技术、无痛分娩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女性生产的机会成本,提高生育边际效用。整形美容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产妇因生育带来的身体伤害,降低颜值衰落、身材走形的生育风险。一些高龄产妇、爱美女士在新技术条件下更容易选择生育。

当然,目前影响生育相关的技术水平还没出现革命性的进步,这种技术“微创新”还无以阻止人口生育率下滑。但未来基因技术、试管婴儿技术以及其它医疗技术爆发颠覆性创新时,人类的人口规模以及人力资本,会在市场的调节下重新回到相对合适的位置。

是否能够确信,人类能够在自我灭绝之前,实现技术进步?

300多年来,市场机制受到一次次的挑战和质疑,也暴露出非常多缺陷,但至少目前为止,它还是稍微靠谱的机制。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中国的生育政策该如何调整?

全面开放生育政策,将生育问题交给市场来选择,不直接干预生育,不违背经济规律。

目前,各大城市通过抢人口的方式弥补老龄化和人口不足的问题,但这显然是一种零和博弈。全面开放生育政策,重视生育问题更为重要。

真正的问题,不是生育率下降,而是“未富先老”:人口数量下降,人口素质未提升,老龄化来袭,家庭财富有限。这一问题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导致市场失灵的结果。

过去生育政策下的人口红利,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如今,有必要做好跨期调节,将这笔财富如国有资产拿出来,充实社保基金,降低这一代年轻人的养老压力。大力完善幼儿、基础教育,提供更多的公共医疗服务,大幅度降低生育、养育儿女的成本。

受惠于过去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城市化红利,房地产制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也给如今的家庭带来极高的生育成本。政府有必要做好转移支付,提供更多福利房,降低生育家庭的经济压力。

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生育问题,需要用过去人口红利时创造的财富来弥补,尽可能地烫平这一大波浪,缓解扭曲程度。

如果目前这个坎没被烫平,劳动力数量较大幅度下跌,而人才又没有培养出来,老龄化负担又很重,经济增长压力会很大。

落实到个人家庭就是,孩子只生了一个,但又没有培养好,经济收入有限,养老负担很重,这才是真正的忧患。

长期来看,政府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基础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本提升,促进技术革新,推动中国的生育边际曲线右移,促使人口规模及人力资本在更高的水平上寻找到动态均衡。

所以,只有短期加大社会福利的投入,才能相对平稳地过度到低生育时代。中国的生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福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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