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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京津沪一体化

2015/04/27 来源: 中国经营报

    天津的升级,令这座城市和李鸿章本人,都获得了巨大的飞跃。


    在天津担负起半个首都功能的同时,李鸿章从地方干部、疆臣之首,一举跻身中央领导的行列,并且通过卓有成效的组织人事运作,成为最有实权的中央领导之一。4年后(1874),美国驻华公使就向华盛顿发出报告:“李鸿章是清帝国最有权势之官吏,尤其对总署(总理衙门)有特别之影响,所以,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先向李鸿章征求意见。”

    在之后的数十年内,天津既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发动机,又几乎成为体制内改革者的大本营。当时的西方报纸甚至认为,中国外交是“北京讨论、天津决定”。其实,在晚清的特殊体制下,“京议津决”的又何尝是外交呢?

    从明代建城开始,天津的定位首先就是 “北拱神京”,至于“南达江淮、东连沧海、西引太行”等,都是第二位的。天津既是北京的保镖,也是北京的保姆,“拱卫”之外,还必须做好各项服务和配套工作。

    但是,北洋建立之后,天津就突然一跃而成为北京的“合伙人”,尽管股份很小,却分流了北京作为“首都”的部分功能。北京与天津,本来就是一体,之前是“从属”关系,如今更趋“互补”关系,共侍中枢:北京讲政治、天津做经济;北京管内政,天津干外交;北京搞斗争、天津忙建设;北京能进取,天津可避难……

    这种与最高权力亲密无间的关系,显然是大清国其它任何城市、包括那正在迅速跻身“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所无可比拟的。

    此时,正值大清国的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以恭亲王和两宫太后组成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不足30岁,却试图引领这个古老帝国穿越千年迷雾,挣脱内忧外患。

    天津及整个直隶地区,因缘际会地成为帝国改革的示范“特区”。在南方已经略试身手的李鸿章,站在其恩师曾国藩的肩膀上,在天子脚下实现了“洋务远动”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无论是军工生产(天津机器局)、煤矿开采(开平矿务局)、铁路交通(唐胥铁路、津沽铁路)、电报通讯(天津电报总局)还是新式教育(水雷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天津几乎在各个领域全面发力,引领全国潮流,甚至远超上海、南京。

    李鸿章之后,天津的改革在经过庚子动乱的短暂停滞后,继续推进,到了袁世凯当政时期,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不仅在经济改革方面,同时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袁世凯本人也成为全球关注的著名政治家。

    1891年,美国前驻华公使杨约翰,在著名的《北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12页的文章《中国的新生》(New Life in China),畅谈中国的崛起。

    在这篇文章中,杨约翰认为,李鸿章及其直隶总督衙门所在的天津,一直是帝国改革和进步的中心,“新思想从这里萌发,并且渗透到全国。”他说,天津这座城市所洋溢着的变革氛围,与广州、福州、武昌或任何别的地方完全不同,“从汉口到天津,仿佛就是从中世纪穿越到了当代。”

    1908年,一本英文小册子《天津及周边地区指南》出版。与之前同类图书不同的是,此书首次用很大篇幅强调了天津在中国特殊的重要性。书中说,美国著名汉学家明恩溥四年前曾预测,在中国各城市中,天津的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它必将成为“制造业、铁路、教育及商贸的伟大中心。”如今,这些全部实现了。

    这本为天津极力抬轿子的英文小册子,还引用了一些经贸数据,来说明天津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从1867年到1906年,外贸进口额增长5倍;外贸出口额增长18倍;关税收入增长8倍……

    在帝国改革的复杂天平上,帝辇之下的天津除了充任先锋之外,似乎还是一个平衡砝码:与北京相比,它更讲经济、更为务实,而与上海相比,它更讲政治、更有方向,两手都在抓,两手都要硬,那种分寸和尺度的拿捏,绝非等闲。

    津沪双城,是帝国改革开放的两个标杆。

    上海的“国际特色”更为浓烈,经济上以外向型为主,洋行充斥,甚至大量的国内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上海股市后,炒作的股票也多非本土所产;天津则有着更为浓烈的“大清特色”,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内资、而且是国资。外贸方面,天津虽然一直屈居上海之下,经上海转口的外贸长期高居其外贸总额的70%左右,但到了袁世凯时代,以天津为核心辐射“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的经济格局成型,天津脱离了对上海的贸易依赖,与上海、广州鼎足而立,成为北中国当仁不让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

    在政治方面,上海的租界当局宛如“联合国”,其在上海的影响力远超帝国政府;而在天津,除了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帝国政府牢牢地掌控着这里的一切。在帝国复杂的权力金字塔中,天津高高地凌驾于上海其上。终清一朝,上海最终也只是个地级市级别(“上海道”),而天津则不仅是直隶的首府,而且贵为“半都”。

    当然,津沪的差别,并非人为,而是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看,晚清变革年代的津沪城市竞争,更像是一场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的变革竞赛:

    天津更多地代表着本土主导的“改革”,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努力保持着血统的纯正和帝国的脸面;而上海更多体现的是外力推进的“开放”,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血儿,更像是浦江上的一块飞地;

    上海是一座从内到外穿着“西装”的城市,而天津则在“西装”的外套之下,依然长袍马褂;

    上海能提供给大清帝国的,是与世界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及关税等利益上的实惠;而天津能提供的,则不仅包括“里子”,更包括自力更生、坚定地建设有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面子”和自信——对于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自信”实在也是一种生产力……

    在帝国眼中,“阿拉上海”实在是句空话,上海其实更属于世界、属于THEIRS,而天津才可说是真正属于“阿拉”、属于OURS。

    在津沪关系中,最为关键的是:掌控上海政治、经济资源的,不是其直接上级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而是远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这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的。

    从李鸿章离开曾国藩那温暖的怀抱,组建淮军“单飞”以来,上海就一直成为李鸿章的根据地。庞大的淮军,其军饷主要就是靠以上海为主的两江地区供应,即使李鸿章调任外地,这里依然是淮军和李鸿章其它事业的提款机和粮仓。

    要做一个合格的直隶总督,不惹事,只需要符合一个标准:紧跟中央,让领导们放心。但是,要做一个优秀的直隶总督、“疆臣之首”,不惹事之外还要会办事,还需要符合另一个标准:能控制上海。

    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报(微信号:chinabusiness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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