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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和王安石为何从好友变成敌人?

2017/12/07 来源: 识局
[摘要]:近读有关王安石变法的资料,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教科书上的论述,对这次变法有了更进一步更深一层的认识。

  近读有关王安石变法的资料,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教科书上的论述,对这次变法有了更进一步更深一层的认识。

  一

  王安石在历史上的名声或许更多地得益于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章堪为一代模范。然而处于封建社会的文人,从小即深受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从而由科举而入仕,都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王安石当然也不例外。

  王安石的性格属于那种豪爽洒脱而不羁的类型,平时生活即不拘小节,不修边幅,穿着也不讲究。在变法之前他曾做过京官和地方官,也正是他在地方官任上的经历使他看到世间百姓的疾苦,形成变法的思想;或许是由于他性格的原因,他曾多次辞去皇帝征召——拒不做官!

  然而上天或许有意要使他在历史上画上变法的一笔,年轻的宋神宗赵顼继位了,这是一位渴望国富民强重振国威的皇帝,他希望能有个能臣来实现他的理想。王安石此时早已名声在外,他于是一纸诏书下到金陵,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此时守孝期满,不能以什么理由来推托了,于是乘船由水路进京。神宗随即与他作了一次长谈,两人观点相同,一拍即合,马上,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推行新法。

  二

  在我们读历史课本的时候,能读到的只是些就事论事的句子,说到这次变法做了什么,结果如何,好像这样的变法是一次淡然的水到渠成的理想过程。但是实际的境况绝非如此,如历次变法一样,这次变法也是充满明枪暗箭的争斗,当事人承受的是多重的压力。

  本来这次变法是为了抑制豪强,惠及百姓,富国强兵,然而,其措施必然要损害社会上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包括大官僚、大地主、富商甚至还有宦官,可以说包括了社会中的中上阶层绝大部分人员,而另一方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官员,他们依靠的是皇帝的支持。诚然,那些老官僚也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绝不愿变法的。

  王安石很清楚,在新法推行中,这些盘根错节的老官僚只能是障碍,要想尽快推行变法,只有清除他们在朝廷中的影响。于是从熙宁元年开始,欧阳修、韩琦、张方平、王拱辰、吕诲、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苏辙、富弼、吕公着相继罢官,此外还有司马光、文彦博等,一直到熙宁六年,反对派的官员被罢、黜、贬的数量创北宋开国以来的最高纪录。

  当然其中除了反对变法的原因,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是反对变法却是主要的。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立下了不杀大臣的戒律,所以官员获罪只是丢官或者是惩罚,却不会丢掉性命。这些因反对变法失势的官员散居各地,在朝廷,变法派就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法。

  但是,或者是因为当政者太想使国家尽快振作起来,王安石选择变法的官员时,主要是基于能否推行新法的考虑,选中了许多德行不佳的官员。

  在这些变法的官员中,有吕惠卿、蔡京、蔡卞、章惇、曾布等,他们固然在推行变法方面符合王安石的要求,但是却并非都是君子。吕惠卿是个奸邪小人,他日后出卖了王安石;而蔡京更是后来与童贯、高俅并列的奸臣。

  其实,王安石也并不想一直用这些人,他只是苦于无人推行新法才选择了当时还是年轻后生资历浅的这些人。他有一个近乎理想的想法,即用这些人推行新法成功后再用那些老臣来代替他们,毕竟那些被斥退的老臣大部分是老成君子。

  不过,这个想法太天真了,司马光曾经告诫过他:“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就是说这些小人任用时间太长了就不容易斥退了。变法之前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好朋友,甚至在变法之初还告诫王安石不可用吕惠卿,说吕:“他日将卖公自售”。对于吕惠卿,吕公着也曾经说他:“獐头鼠目,必是奸邪,将来反对王安石的必是此人”。但是为了新法,王安石顾不了这么多了。

  终于,由于政见的截然不同,以前的好友成为政敌,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的老师欧阳修都成为反对王安石的人。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就是在他被贬滁州的时候写的;苏轼原来与王安石极为相投,大概因为二人性格上有许多共同点,狂放不羁,然而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又加上苏轼反对变法,他多次被贬,一生仕途坎坷,对这种坎坷的唯一补偿就是成就了他的不少佳作,从而让他跻身于唐宋八大家。

  变法仍在继续,反对一直未停。以前的好友开始激烈地批评变法了,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信中指责他:“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这多少还有些朋友似的温情规劝。而在后来的奏疏中,司马光称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说王安石:“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这已是针锋相对的反对了。在司马光罢官退居洛阳时,他说:“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道,救天下之民”,包含了许多不满。他在洛阳的园林区名独乐园,也含有一些讥讽不满之意。赵拚也曾上书指责新法:“骚动天下”。

  但反对派的指责也并非全无根据,新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的确也产生了不少弊端,其中有设计不完善的因素,更多的是在执行中走样的缘故,此外还有一些自然不可抗力的因素。如,在推行新法时,有强制农民借贷的事,在保马法推行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反对派也制造了一些事件来阻止变法,如东明县令贾蕃煽动农民上访闹事等案件。

  决定变法失败的关键因素出现了,熙宁六年,全国出现自然灾害,南涝北旱,持续数月,造成许多百姓流亡。此时有一个小官郑侠花了一幅《流民图》进呈神宗,使神宗对变法效果产生重大怀疑,他下了罪己诏,却把责任推到新法头上。

  司马光上了《应诏言朝廷阙失状》。王安石罢相。神宗对此感叹:“去吾臂矣。”他把王安石当作臂膀并非做作,因为他也曾说过:“古之君臣,如朕与安石相知者绝少”,他们确实相知甚深。

  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等人执政,使新法更加走样,全然不再为民,而成为谋私的工具。终于,为了打下这股势力,神宗重召王安石为相,但是此时新法真的走到了尽头,王安石能做的只是一些善后罢了。反对派司马光入相后,七八个月之内尽罢新法,这也是司马光在政治上的巅峰之作。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失败了。

  三

  这次变法虽然经历时间短,但也是取得了许多成绩的。

  它抑制了豪强兼并土地,农田水利法使许多农民受益;免役法和均输法保护了下层小民的利益;方田均税法抑制了官僚地主的利益扩张。其他如将兵法、保马法,多少动摇了老旧的军队体制。

  我们回头再看这次变法的时候,仅仅用生产关系来解释无疑是不够的,它变起仓促,几乎没有给人们多少准备时间,在思想认识上极不统一,造成针锋相对的两个派别。王安石又急功近利,慌不择人,在人事安排上出现重大失误,没有精心挑选官员以致最后断送新法。

  可以说,新法的制定并未充分考虑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分配和调整,只是站在一种为国为民的立场上,却没有考虑那些反对阶层的利益补偿,所以这些社会的主导阶层形成巨大的反对势力,使新法遭遇巨大阻力。又,所任用的那些新法官员,很多并非为了新法,而是为了官制,他们推行新法的不遗余力正是他们追求官位和私利的表现,一旦他们目的达到,新法就抛之脑后。

  无论变法派还是反对派都说自己是为国为民,其不同者,只是在于为国为民的方式不同,但却使一方对另一方的政策极力反对,都想以自己的方式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根本上并不是完全地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而是夹杂着个人抱负的实现这个私人问题,因而两方不能同处一个朝堂上坐下来共商国策,只是互相诋毁和指责。设如双方能互相妥协,一心为民,那么出现在历史上的或许是一个稳健的官僚集团执行一次稳健的渐进式改革。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可以设想那样的话即使效果会慢一些,但是总比一次急速改革最终失败又回到老路上好得多。新法已经耗费了一定国力民力,也调整了官僚集团,尽罢新法之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有人说,正是由于这次罢了新法而导致了后来的金朝南侵,徽钦二帝被俘。

  从整体上来讲,这次新法是对封建制度的一次修补,它只是对具体的社会弊端开出药方,但是这药方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最根本的封建制度没有被改革。

  新法的实施靠的是原有的官僚机制的运行,它所注重的是产生“利”,即国家的税收和下层百姓的富足,这本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变法者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真正因该改革的是封建制度和皇权制度,也没有认识到各个阶层的利益需要重新调整,调整的好坏是决定变法顺利施行的关键因素。

  所以,即使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一定的程度上改良了社会和国家,但是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仍然在运行,它最终是会被稀释在这个制度中的。

  作者:竹林

  来源:识局(ID:zhiju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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